足球可以改善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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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研究发现，当国家队赢得比赛胜利后，那些长期在种族、语言或区域紧张状态中挣扎的国家往往会搁置前嫌，再次汇聚。

王军

■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已经落幕。除去北非国家摩洛哥首次打入四强，创造历史以外，多数国家发挥正常，总体符合预期。不过，期待“黑马”杀出，欣赏到惊险刺激的比赛，不正是观众所期待的吗？因为这才是足球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于喜欢足球的人而言，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一次难得的视觉盛宴。坐在屏幕前，在享受心仪球队精湛球艺的同时，也要与他们一起面对比赛的结果。足球比赛极具观赏性和娱乐性，更是难以复制的艺术实践。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诗意说法，观看世界杯，绝对称得上是一次“美的历程”，无论赢球带来的亢奋，还是输球产生的沮丧，抑或“过山车”式的胜负逆转，都是有价值的审美体验。

除去一秒不落观看直播，围绕世界杯的一些“花絮”也十分有趣。这其中，有两条视频值得一提：一是，大量观众涌入卡塔尔，其中不少来自与卡塔尔关系曾经交恶的国家，一位沙特阿拉伯观众说，卡塔尔世界杯让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骄傲；另一条是，为了给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观众提供现场观赛的便利，以色列临时开通了直飞卡塔尔的航线，而以色列与卡塔尔之间并无外交关系。

两条消息说的是一回事，即足球增进了不同国家的人员往来。那些平日关系紧张的国家，出现搁置争议，享受体育比赛，让关系得到缓和的迹象。其实，体育增进国家间了解，化解彼此龃龉，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故事早已有之。半个世纪前，中美两国不就是借助“乒乓外交”，撬动坚冰，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吗？可见，体育的作用不可小觑，关键是如何运用，而这似应纳入“巧实力”（smart power）的范畴，以别于“软实力”（soft power）和“硬实力”（hard power）。

笔者在中文社交媒体读到一个比喻，称卡塔尔“个头小”，“身体强健”。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这个国家最广为人知的或许是，区区弹丸之地，竟有一家长期占据全球十大航空公司之列的卡塔尔航空，而总部位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暂且不论观点如何，只需了解其作为全球消息源的重要一支，看看中文官方媒体援引这家媒体消息的频次，便可大致推断其影响力。

在中东地区，由于宗教教派和治国理念的不同，不同的国家会呈现不同的政治风貌。无论怎样归类，卡塔尔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独特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与周边国家格格不入。就在几年前，沙特率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一众国家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扬言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不过，卡塔尔政府顶住了压力，不仅对所有指控全盘否认，还开动其强大宣传机器，声称这些国家削弱其主权的禁运完全不可接受。

虽然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同属穆斯林国家，但仔细查看可以发现，一些国家由于宗教和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同，长久以来磕磕碰碰，相互指责，有时还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仅过去一个世纪中东就发生过五次大规模战争。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恐怕需要面对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在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中，哪一个重要？或者说，他们更认同哪一个身份？

这样的问题并非毫无意义，也不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例如，在非洲，尤其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建设以及特定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这里不仅存在宗教问题，还有民族、种族、部落和语言等诸多问题。由于当地人对身份认同的不一致、不协调，导致了暴力的出现，成为不同群体间冲突的根源。

2018年，美国智库“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推出一篇有趣的论文，题为“通过分享经验建设国家：来自非洲足球的证据”（Building Nations through Shared Experiences: Evidence from African Football）。这篇论文通过观察非洲足球比赛中获胜的国家队，追问所谓“分享集体经验”（如获胜）能否改善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作者发现，当国家队赢得比赛胜利后，那些长期在种族、语言或区域紧张状态中挣扎的国家往往会搁置前嫌，再次汇聚。这是因为，国家队的成功在削弱民族认同的同时，增强了国家认同，获胜者对其他民族的态度有了改观，民族间的暴力活动也得到了抑制。一句话，足球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工具。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已正式刊发在《美国经济评论》上。

站在学术的角度，这项研究将体育提升至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想想看，世上有什么比“建设国家”拥有更宏大的叙事？建设国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用千丝万缕、方方面面来形容并不为过，而足球可以帮得上忙。这样的论证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足球乃至体育的作用。

在研究对象方面，作者选取了国家足球队而非足球俱乐部。前者由相同国籍的运动员组成，后者可以由不同国籍的运动员组成。足球与民族主义热情关系密切的特点，使其成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正如上述文章开篇提到的，很少有什么能像体育一样点燃民族激情，从希特勒到曼德拉，政治领导人经常利用这种力量来加强民族认同。然而，几乎没有什么经验性的证据告诉我们，在建设国家方面，体育成就所创造的共享经验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笔者想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次经典对决。1982年，阿根廷在家门口输掉了与英国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1986年，在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中，阿根廷2比1淘汰了英格兰。马拉多纳在这场比赛中表现神勇，除了用“上帝之手”打入一球，还全凭个人能力，攻入一个堪称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进球，即“世纪进球”。此后，阿根廷队乘胜追击，最终赢得了这届世界杯的冠军。

马拉多纳后来回忆时说：“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复仇，为那些在马岛死去的阿根廷小伙子。” 这场战争给阿根廷人带来的伤痛乃至耻辱急需洗刷，于是，这场胜利不仅恰逢及时，而且超越了足球场，成为那个时代阿根廷人集体疗伤与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马拉多纳被披上民族英雄的光环，成为许多阿根廷人重要的精神图腾。

就学术渊源而言，上述论文秉承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戴维•卡德（David Card）的分析传统，并将其拓展至更大的国家背景下来加以研究。2012年，卡德与合作者在《经济学季刊》发表“家庭暴力和橄榄球：意外情绪线索对暴力行为的影响”（Family Violence and Football: The Effect of Unexpected Emotional Cues on Violent Behavior）的文章，指出在“美式足球”即橄榄球比赛中，失利，尤其那些赛前预料获胜，结果却输掉的比赛，会导致男性对其妻子或女友的家庭暴力比率增加10%。实际上，大型赛事中的输球不仅会引发更多的家庭暴力，还有可能触发社会骚乱。对此，只需参考英格兰球迷输球后臭名昭著的案例即可。

在许多人看来，体育是美好的。其实，体育本身是中性的，可以被好人使用，也可以被坏人利用。在希尔顿（Christopher Hilton）所著《希特勒如何操纵世界体育：世界杯、奥运会、重量级锦标赛和大奖赛》（How Hitler Hijacked World Sport: The World Cup, the Olympics, the Heavy-weight Championship and the Grand Prix. Cheltenham, UK: History Press, 2011）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希特勒对于体育近乎偏执的狂热，而狂热是比认同和归属更为强烈的情感，与走火入魔无异。这种狂热与希特勒当时治下的德国在精神上是契合的，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助推器。

虽然建设国家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其宗旨应该只有一个，即赢得全体公民的认同，并设法将此类情感升华为归属感。需要注意的是，认同与爱国容易混淆，其实二者并不相同。试举一例：对多数人而言，爱国与爱父母都是与生俱来的，对此毋需太多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认同父母的做法。现实中，聪明的父母会通过得体的言行赢得子女的认可，而不是简单的说教，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子女一定认同。

一般而言，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源于执政者对包括足球在内的诸多问题的处理，即所谓“治理能力”，尽快解决问题是一回事，砸无数钱财和耗费太多时间解决又是另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提振国家认同感，实属治国理政的目标，也是最高的境界。然而，在现实世界，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政府对社会问题与矛盾处理失当，全无民心与民意，执政的合法性屡遭质疑。此时，奢谈认同已不再实际。

至于国家之间的认同，则需要一些先决条件。要么是地理和空间位置上的接近，要么是民族、种族以及宗教等方面的相似，或者上述条件均兼备。比如，在许多中国读者看来，大约97%国土位于亚洲的土耳其，应该属于亚洲，“教科书”也是这么归类的，但就是这个国家，至少土耳其多届政府，其实并不认同自己的亚洲身份，其常年争取加入欧盟的努力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在处理国家事务上，人为的地理划分恐怕需要让位于由实际地理位置决定的国家利益。

类似地，与沙特、伊朗乃至澳大利亚等亚足联成员国在世界杯取得的胜利相比，日本、韩国国家队取得的胜利，更容易引起中国球迷的认同和共鸣，甚至伴有深刻的反思。因为东亚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更为接近，可互为参考对象。这表明，认同不仅需要条件，而且也有程度之分。

就人类历史演进而言，国家，尤其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出现，比民族、种族、部落以及宗教等的出现要晚很多。许多国家的历史都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特点，但民族、种族、部落以及宗教等较为稳定，而附着在这些要素上的习俗和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国家通常由各种不同的人士组成，因此，他们是否对国家产生认同，各种力量如何平衡，一直就是执政者的头等大事，也是各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国家，任何一个看似细小的不同都会点燃社会冲突，进而出现分崩离析的可能。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欠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也不少见。从加拿大的法语地区魁北克，到西班牙的加泰罗利亚，再到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地人摆脱周边关系，想要独立的努力。这些不同寻常的举动皆源于当地居民对国家的不满和不认同。

当然，抛开足球和体育，从更一般的情况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事儿办好，做到极致，大都可以起到提振国家认同、凝聚人心的效果，这既是建设国家的内容，也是建设国家的必由之路。

话虽如此，但很多时候，人们对什么是“事儿”，什么叫“好”也众口难调，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许，这便是学者更愿意拿足球或其他体育项目来举例的原因，因为体育比赛公平竞争，整个过程一目了然，眼见为实，在这样的场合，人们对于“好”的分歧可降到最低程度，共识较易形成。如果现实生活都能参照足球场上的规则，那么，这个世界的各种纷争要少许多，因为人与人的矛盾起因大都因不透明、不公平所致。

2018年6月，也就是上届世界杯前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一篇长篇评论，这篇题为“哪些因素决定一国擅长足球？”（What Makes A Country Good At Football?）的文章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足坛的表现，一半以上可由该国的财富、规模以及对足球兴趣来解释，另一半则需要通过学习获得。

文中提到的“足球兴趣”涉及很多方面，可由数据来支撑，如足球人口，包括参与足球运动的人口比例，正式注册的运动员数量，以及青训体系和足球俱乐部等等，大都是相对客观的指标。对于占据半壁江山的“学习”，问题复杂很多。好在，体育领域的学习虽然主观，却也可通过看得见的办法来衡量。比如，足球等体育项目只有到了现场才能检验学习的效果，只有比赛才知道是否学到了真本领，正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很少有什么比足球更能传递如此朴素思想的场合了。

既然足球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一股力量，而足球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那就老老实实地学吧，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行的。《经济学人》的上述文章曾含蓄批评中国足球管理部门不切实际的规划。体育部门尚且如此，其他领域呢？要知道，体育以外诸多领域的学习，有时很难评价其学习效果，自说自话，各持己见，鸡同鸭讲，互视对方为笑柄的情形太多了。

再回到“建设国家”一文上来，这项研究虽以非洲为背景，但得出的结论对于非洲以外的地区应该也是适用的，至少是有启发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男足表现优异，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就会觉得脸上有光，自然会增强对中国的认同，不仅如此，整个亚洲也会以此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