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财富
■过去二十年，中国医药市场凭借医改推进和医保扩容，从只占全球市场2%的比例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创新实际上是医药企业永恒的话题，而医改正在改变药企逐鹿中国医药市场的制胜战略，跨国和本土药企如何顺势而变，保持创新的动能？在12月8日召开的2022年《财富》MPW女性峰会上，罗氏制药中国总裁边欣、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董事长关晓晖、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诺诚健华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霁松以及辉瑞全球生物制药商业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兼市场准入负责人钱云与《财富》高级编辑刘兰香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对话。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刘兰香：在中国市场，集采已经涉及医药几乎全部领域，从而倒逼医药企业加快创新转型。关总认为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变得更难了吗？复星医药可以胜出的“杀手锏”是什么？
关晓晖：创新一定程度上确实变得更难了。中国医药有过一波政策红利，包括2015年以后各项审评审批政策都是在支持本土的差异化创新，特别在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港股的18A和A股的科创板，资本的加持催生了很多本土创新的动能。但是最近几年有几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集采的政策在不断压缩仿制药的毛利率，这个走势和全球的走势也是一样的，创新药面临的医保谈判频率和力度都越来越大。同时，去年出台了关于创新药对肿瘤临床价值评估再加强的政策，整个政策是希望能够让整个行业更多重视临床的价值，其实是行业的优胜劣汰，但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很多生物制药公司股价都跌了蛮多，也向一级市场传导，有一些资本也在撤离。
从整个行业来讲，大家面临挺大的压力，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说，其实对于创新的政策支持还在做，包括创新药的政策，比如新的适应症出来以后加速审评、简易审评的政策，都是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总的来说，要在这样的市场变化过程中突出重围，最主要的还是寻找差异化的适应症，药企最讲究的就是“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也需要更新的技术，更前沿的靶点，以及找到需求和技术之间的重叠点。另外就是差异化的市场，现在我们对非洲市场有比较大的投入，因为非洲是相对差异化的新兴市场。除了差异化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到商业化的能力，以前对医药企业来说创新可能是最重要的，以后则是综合能力的评估，特别是对于本土行业，速度、商业化都会非常重要，更主要的还是要在这些方面做补强。
刘兰香：政策其实是给创新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就像硬币的两面，不能一概而论。前期我跟辉瑞沟通的时候，钱总说中国的医药创新迎来了最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辉瑞在中国市场胜出的杀手锏是什么？
钱云：
当下确实是创新药发展的最好时机。首先看需求端，特别是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人类健康的危机不仅影响到个人的健康，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当人类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唯有创新才能提供源源不断地抗击疾病的武器，而这场疫情让大家对医药行业有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医药行业的投入，大家也能看到这样的前景。当然需求端也包括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健康的意识越来越高，对生命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不仅能治好病，同时更便捷，这药更长效，更便利、痛苦更小，这个就是创新药的用武之地。
从产业端来讲，中国正在从药物仿制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产业导向也要求企业更多地投入在创新上，做高质量的发展。更重要的就是从政策端来讲，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正向的积极的变化，药监局审评审批加快，以辉瑞为例，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份，我们有11个新药剂型审批批准，有三个品种都是全球同步上市，把全球性的产品带到中国。还有就是医保目录每年都动态调整，很多产品都是当年上市，当年报销，解决了可负担性的问题。
还有一点，大家不在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不知道，叫先行先试区，比如说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欧美上市的产品在中国没有正式批准前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使用，就是我们国人不用出国门就可以享受到全球最新的医疗科技成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创新药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当然挑战和机遇永远并存，关总也提到了很多挑战，价格下行的压力，特别是产品的生命周期演进越来越快，的确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挑战，但是总体还是机会大于挑战。
刘兰香：钱总刚提到很多全球性的产品都在加速引入中国，张总和边总应该都有体悟。我知道罗氏制药有一个2030愿景，就是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的患者获益。边总怎么看药企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前景，以及你们在中国市场有什么新的打法？
边欣：这是特别大的话题，钱总也激情描述了创新在人类社会和健康事业上面多大的作用，但是创新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费用。我们全部的医疗支出在GDP里面是6%-7%，美国这个数字已经到了18%-20%，而这背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新冠之后，不光中国，我们放眼全球，大家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还有全球的老龄化，包括各种医疗需求爆棚的情况下，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小钱办大事，实现现有资源进一步合理调配，真正达到最大的患者获益。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和大环境，罗氏在做2030规划的时候提出，未来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医疗健康的企业，不光企业发展多好，同时也要解决社会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技术，包括新的手段能够实现宏伟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新的打法并不仅仅是商业模式上新的打法，也包括创新的技术手段。举个例子，肿瘤病人在治疗之前有非常多的检测，往往诊断花的费用比整体治疗的费用还要高，所以我们开始提的概念是说怎么在诊断的角度里面发力，让诊断变得更加精准，让诊断真正找出来最适合治疗的路径是什么。当我们有了精准治疗的时候，其实打得会更准，这些患者用上药之后有效性会更好，这是我们提出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患者获益的前提。但是光有精准还不够，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打，我们就看怎么基于平台，包括AI和算法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既找到靶点、镖靶，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打击靶点，这是未来往前走的具体的打法。
刘兰香：关于数字化和AI等方面，我关注到诺华的新药研发和业务运营也在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那么结合各种正面负面因素来看，张总觉得你们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变得更难还是更容易了？
张颖：首先我们要承认医药行业对于人类的健康和人类寿命（增长）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在不太久远的过去人类寿命还只有40岁，现在是70、80岁。很多新药的研发，不论疫苗还是治疗的药物，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是我们还有未被解决的问题，同时医疗资源奇缺，你们的父母一定都去过医院，这不是令人特别愉悦的经历。我认为将来数字化和AI可以助力，所以我们也在尝试跟医药圈、生态圈的伙伴合作，包括阿里、腾讯等大厂，或者叫数字化的创新者，一起来看怎么通过数字化实现规模效应，以及用标准化的方法加强我们消费者的体验，比如在慢病之后可以自我管理。银行理财、购物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医疗虽然一定要有线下的模块，但是有很多方面，不论是知识了解、预后管理，包括预防，其实都是可以和数字化结合的，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不论是皮肤病（因为特别容易发现）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我们都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希望大家跨界合作创新。
刘兰香：我们也期待看到几位嘉宾未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诺诚建华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创新药企业，今年成功实现两地上市，但很多生物医药企业也正在经历寒冬，创新药的研发难以持续，崔博士认为目前医药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创新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了？新形势下生物医药创新的方向怎么聚焦？
崔霁松：这是很好的问题，各位都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来阐述，对于诺诚建华来说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创业公司怎么生存，一是生物医药怎么创新。诺诚建华过去七年在资本市场还是靠融资生存的公司，在两年多之前在香港上市，今年在科创板上市。其实创业、创新都需要钱，在创新方面，对诺诚建华来说比较好的事情是上市之后资金相对比较充分，在资本市场融资后我们手里面差不多有100亿的现金。
关于创新怎么聚焦，首先别管资本怎么样，要知道每一个新药项目创新都是九死一生，任何情况下新药的创新都是高风险，当然也希望是高回报的行业。尽管生物医药创新面临挑战，但大家更能找到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就像一个森林，有很多树木在成长，如果环境不是太好，一些公司生存不下去，就给能够有资本继续往前走的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生存条件。我们也有药品获批上市，两年之前也在市场上进行医保销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还是走向国际市场，在中国研发出来的创新药物怎么和不同的公司进行合作，怎么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不同环境下，一些小公司需要资金，需要资源，我们也希望能够进行联合，抱团取暖，走向国际市场。我们要开放性地创新，既能够有License-in，也有License-out。
刘兰香：看得出来诺诚建华手中“弹药”不少，在寒冬当中也可以有一些收获，包括进行收并购等。投资并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医药行业的发展特色，关于未来几年医药行业的投资并购趋势，崔博士有什么样的判断？
崔霁松：在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还是在早期阶段，如果是沿着美国的（路径），最终都会有几家大的公司胜出。中国也会走到这条道路，出现一些大的企业或者跨国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布局，从研发到销售、生产、临床，同时有一些公司做小的研发，研发完跟大公司合作，另外有一些公司做临床比较好，就做这一段阶段性的创新。这样各方面的MA（并购）也会越来越多，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被并购，资本市场也提供了土壤和机会。
刘兰香：并购确实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利器，但除了并购，药企其实也在发展越来越多创新的合作模式，复星医药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关晓晖：无论是罗氏、诺华、还是辉瑞，都是通过一轮一轮的并购形成非常强的中央（创新）的能力。在复星医药，我们一直说想要打造开放式的创新体系，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做研发，另外就是通过学科引进和合作开发，还有做深度孵化的方式获得产品线和增长的动能。在合作开发方面，包括产品引进，比如mRNA疫苗（License-in），我们也有一些产品做License-out，比如跟一家美国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做手术机器人，同时我们也会和一些小的创新型公司，比如在某一个环节非常有优势的公司来合作。深度孵化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钱做孵化，我们现在成立了基金，有一些合作方，用新药基金的方式做孵化，我们有十个基金都是瞄准着非常早期的技术孵化公司，同时我们还投资了剑桥、伯克利大学等创新基金，这些创新基金基本上会覆盖到相当高百分比的前沿技术，作为我们自己的补充，打造开放式的生态。
刘兰香：今天这场讨论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合作”，这也算是医药行业的特色。另外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些都是需要跟监管部门打交道的，近年来中国新药审批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新药上市方面边总和张总请分享一下。
边欣：中国的药监体系整体在往前走一步。以前我们引进一个新药，是在美国和欧洲至少五到十年之后，（在中国）用到的时候药品的生命周期在其他国家都是到了非常末期的情况。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审评标准提高，一方面跟国际接轨，一方面也把国内不太规范的行为规范好。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回到刚才说的词就是“开放”，通过外企在全球有很多所谓的know-how，共创、共建把这个体系搭好。
张颖：中国的医药审批准入，在过去五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药监局的缩写叫NMPA，以前有人开玩笑说是“你们批呀”。但诺华一款治疗高血压的药在中国是全球第一个递交审批的，也是第一个获批的，（新药审批的）速度有目共睹。我们希望这在未来不是个例，预期未来90%项目的审批会实现全球同步，这将是非常大的进步。
刘兰香：钱总在医药审批准入这块也是非常资深的专家，前面你也提到药品进入中国之后面临可及性、可负担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药很好但很贵，怎么让大家用得起？
钱云：首先产品要过硬，一个突破性创新的产品如果能够满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填补临床的空白，那么任何政府都是欢迎的，也会加速审批引进来。好的产品进来以后，一个是用得上，一个是用得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有多元化的思维，一方面要顺势而为，目前基本医疗保障还是保障体系的支柱，还是要紧紧依靠政府，配合好政府，这些新药拿出姿态来，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谈判。另外，这两年各地的惠民保风起云涌，我们的药物也列入了100多个城市的惠民保，这还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在跟一些相关的公司合作，探讨更多元化的路径，解决支付的难题。当然我们也需要跟行业共同营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就是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因为创新药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所以更需要后续的政策能够保证这些创新药的投资回报。如果投资回报预期降低，创新药就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同仁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刘兰香：钱总也是在呼吁政策要在这方面更加地重视。那么关于医药创新，台下的嘉宾是否有想跟几位嘉宾交流的问题？
观众提问：我是做印度市场的，读了很多印度相关的资料，他们的医药相当强，我想问中国的医药行业跟印度比起来，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在哪儿？
崔霁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印度市场也增长挺快，在我看来印度市场的优势是什么呢？他们仿制药做的质量很好，从一致性评价方面来说我们的仿制药的质量不如他们，现在当然我们的质量也上去了，但他们价钱也便宜，这是印度最大的优势。那么在印度我们有什么优势呢？中国的创新企业很多，跨国企业更多的都在中国，我们的创新能力比印度强很多。再就是我们的专利程度很高，专利是创新最基础的地板，没有这一点很难进行创新。因为创新的高风险在于，如果大家不尊重知识产权，就没有办法进行创新，这在印度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晓晖：我完全同意崔博的意见，我们有一个印度的子公司是做注射剂的，主要市场是在美国。我们发现很多的印度药企非常早就通过美国FDA的认证，生产质量体系达到了国际标准，仿制药的生产制造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质量标准高、生产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印度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创新的动能，因为价格低本身和IP的保护方面对创新药都不是那么友好，所以印度市场其实是一个个性很鲜明的市场。
张颖：我想补充一点，相比印度，中国是有更好的医药市场的。比如全民医保，中国96%以上的居民都被基本医保目录覆盖，印度没有这个机制。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哪一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中国，是印度吗？是非洲吗？最后的结论是，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
刘兰香：关于印度医药市场，很多人可能都是通过《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才有所了解的。张总刚才这番话其实给我们这场圆桌讨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语。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都永远可以相信创新的力量。■
刘兰香：在中国市场，集采已经涉及医药几乎全部领域，从而倒逼医药企业加快创新转型。关总认为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变得更难了吗？复星医药可以胜出的“杀手锏”是什么？
关晓晖：创新一定程度上确实变得更难了。中国医药有过一波政策红利，包括2015年以后各项审评审批政策都是在支持本土的差异化创新，特别在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港股的18A和A股的科创板，资本的加持催生了很多本土创新的动能。但是最近几年有几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集采的政策在不断压缩仿制药的毛利率，这个走势和全球的走势也是一样的，创新药面临的医保谈判频率和力度都越来越大。同时，去年出台了关于创新药对肿瘤临床价值评估再加强的政策，整个政策是希望能够让整个行业更多重视临床的价值，其实是行业的优胜劣汰，但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很多生物制药公司股价都跌了蛮多，也向一级市场传导，有一些资本也在撤离。
从整个行业来讲，大家面临挺大的压力，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说，其实对于创新的政策支持还在做，包括创新药的政策，比如新的适应症出来以后加速审评、简易审评的政策，都是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总的来说，要在这样的市场变化过程中突出重围，最主要的还是寻找差异化的适应症，药企最讲究的就是“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也需要更新的技术，更前沿的靶点，以及找到需求和技术之间的重叠点。另外就是差异化的市场，现在我们对非洲市场有比较大的投入，因为非洲是相对差异化的新兴市场。除了差异化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到商业化的能力，以前对医药企业来说创新可能是最重要的，以后则是综合能力的评估，特别是对于本土行业，速度、商业化都会非常重要，更主要的还是要在这些方面做补强。
刘兰香：政策其实是给创新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就像硬币的两面，不能一概而论。前期我跟辉瑞沟通的时候，钱总说中国的医药创新迎来了最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辉瑞在中国市场胜出的杀手锏是什么？
钱云：
当下确实是创新药发展的最好时机。首先看需求端，特别是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人类健康的危机不仅影响到个人的健康，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当人类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唯有创新才能提供源源不断地抗击疾病的武器，而这场疫情让大家对医药行业有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医药行业的投入，大家也能看到这样的前景。当然需求端也包括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健康的意识越来越高，对生命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不仅能治好病，同时更便捷，这药更长效，更便利、痛苦更小，这个就是创新药的用武之地。
从产业端来讲，中国正在从药物仿制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产业导向也要求企业更多地投入在创新上，做高质量的发展。更重要的就是从政策端来讲，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正向的积极的变化，药监局审评审批加快，以辉瑞为例，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份，我们有11个新药剂型审批批准，有三个品种都是全球同步上市，把全球性的产品带到中国。还有就是医保目录每年都动态调整，很多产品都是当年上市，当年报销，解决了可负担性的问题。
还有一点，大家不在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不知道，叫先行先试区，比如说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欧美上市的产品在中国没有正式批准前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使用，就是我们国人不用出国门就可以享受到全球最新的医疗科技成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创新药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当然挑战和机遇永远并存，关总也提到了很多挑战，价格下行的压力，特别是产品的生命周期演进越来越快，的确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挑战，但是总体还是机会大于挑战。
刘兰香：钱总刚提到很多全球性的产品都在加速引入中国，张总和边总应该都有体悟。我知道罗氏制药有一个2030愿景，就是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的患者获益。边总怎么看药企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前景，以及你们在中国市场有什么新的打法？
边欣：这是特别大的话题，钱总也激情描述了创新在人类社会和健康事业上面多大的作用，但是创新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费用。我们全部的医疗支出在GDP里面是6%-7%，美国这个数字已经到了18%-20%，而这背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新冠之后，不光中国，我们放眼全球，大家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还有全球的老龄化，包括各种医疗需求爆棚的情况下，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小钱办大事，实现现有资源进一步合理调配，真正达到最大的患者获益。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和大环境，罗氏在做2030规划的时候提出，未来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医疗健康的企业，不光企业发展多好，同时也要解决社会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技术，包括新的手段能够实现宏伟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新的打法并不仅仅是商业模式上新的打法，也包括创新的技术手段。举个例子，肿瘤病人在治疗之前有非常多的检测，往往诊断花的费用比整体治疗的费用还要高，所以我们开始提的概念是说怎么在诊断的角度里面发力，让诊断变得更加精准，让诊断真正找出来最适合治疗的路径是什么。当我们有了精准治疗的时候，其实打得会更准，这些患者用上药之后有效性会更好，这是我们提出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患者获益的前提。但是光有精准还不够，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打，我们就看怎么基于平台，包括AI和算法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既找到靶点、镖靶，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打击靶点，这是未来往前走的具体的打法。
刘兰香：关于数字化和AI等方面，我关注到诺华的新药研发和业务运营也在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那么结合各种正面负面因素来看，张总觉得你们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变得更难还是更容易了？
张颖：首先我们要承认医药行业对于人类的健康和人类寿命（增长）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在不太久远的过去人类寿命还只有40岁，现在是70、80岁。很多新药的研发，不论疫苗还是治疗的药物，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是我们还有未被解决的问题，同时医疗资源奇缺，你们的父母一定都去过医院，这不是令人特别愉悦的经历。我认为将来数字化和AI可以助力，所以我们也在尝试跟医药圈、生态圈的伙伴合作，包括阿里、腾讯等大厂，或者叫数字化的创新者，一起来看怎么通过数字化实现规模效应，以及用标准化的方法加强我们消费者的体验，比如在慢病之后可以自我管理。银行理财、购物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医疗虽然一定要有线下的模块，但是有很多方面，不论是知识了解、预后管理，包括预防，其实都是可以和数字化结合的，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不论是皮肤病（因为特别容易发现）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我们都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希望大家跨界合作创新。
刘兰香：我们也期待看到几位嘉宾未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诺诚建华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创新药企业，今年成功实现两地上市，但很多生物医药企业也正在经历寒冬，创新药的研发难以持续，崔博士认为目前医药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创新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了？新形势下生物医药创新的方向怎么聚焦？
崔霁松：这是很好的问题，各位都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来阐述，对于诺诚建华来说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创业公司怎么生存，一是生物医药怎么创新。诺诚建华过去七年在资本市场还是靠融资生存的公司，在两年多之前在香港上市，今年在科创板上市。其实创业、创新都需要钱，在创新方面，对诺诚建华来说比较好的事情是上市之后资金相对比较充分，在资本市场融资后我们手里面差不多有100亿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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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香：看得出来诺诚建华手中“弹药”不少，在寒冬当中也可以有一些收获，包括进行收并购等。投资并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医药行业的发展特色，关于未来几年医药行业的投资并购趋势，崔博士有什么样的判断？
崔霁松：在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还是在早期阶段，如果是沿着美国的（路径），最终都会有几家大的公司胜出。中国也会走到这条道路，出现一些大的企业或者跨国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布局，从研发到销售、生产、临床，同时有一些公司做小的研发，研发完跟大公司合作，另外有一些公司做临床比较好，就做这一段阶段性的创新。这样各方面的MA（并购）也会越来越多，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被并购，资本市场也提供了土壤和机会。
刘兰香：并购确实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利器，但除了并购，药企其实也在发展越来越多创新的合作模式，复星医药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关晓晖：无论是罗氏、诺华、还是辉瑞，都是通过一轮一轮的并购形成非常强的中央（创新）的能力。在复星医药，我们一直说想要打造开放式的创新体系，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做研发，另外就是通过学科引进和合作开发，还有做深度孵化的方式获得产品线和增长的动能。在合作开发方面，包括产品引进，比如mRNA疫苗（License-in），我们也有一些产品做License-out，比如跟一家美国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做手术机器人，同时我们也会和一些小的创新型公司，比如在某一个环节非常有优势的公司来合作。深度孵化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钱做孵化，我们现在成立了基金，有一些合作方，用新药基金的方式做孵化，我们有十个基金都是瞄准着非常早期的技术孵化公司，同时我们还投资了剑桥、伯克利大学等创新基金，这些创新基金基本上会覆盖到相当高百分比的前沿技术，作为我们自己的补充，打造开放式的生态。
刘兰香：今天这场讨论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合作”，这也算是医药行业的特色。另外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些都是需要跟监管部门打交道的，近年来中国新药审批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新药上市方面边总和张总请分享一下。
边欣：中国的药监体系整体在往前走一步。以前我们引进一个新药，是在美国和欧洲至少五到十年之后，（在中国）用到的时候药品的生命周期在其他国家都是到了非常末期的情况。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审评标准提高，一方面跟国际接轨，一方面也把国内不太规范的行为规范好。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回到刚才说的词就是“开放”，通过外企在全球有很多所谓的know-how，共创、共建把这个体系搭好。
张颖：中国的医药审批准入，在过去五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药监局的缩写叫NMPA，以前有人开玩笑说是“你们批呀”。但诺华一款治疗高血压的药在中国是全球第一个递交审批的，也是第一个获批的，（新药审批的）速度有目共睹。我们希望这在未来不是个例，预期未来90%项目的审批会实现全球同步，这将是非常大的进步。
刘兰香：钱总在医药审批准入这块也是非常资深的专家，前面你也提到药品进入中国之后面临可及性、可负担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药很好但很贵，怎么让大家用得起？
钱云：首先产品要过硬，一个突破性创新的产品如果能够满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填补临床的空白，那么任何政府都是欢迎的，也会加速审批引进来。好的产品进来以后，一个是用得上，一个是用得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有多元化的思维，一方面要顺势而为，目前基本医疗保障还是保障体系的支柱，还是要紧紧依靠政府，配合好政府，这些新药拿出姿态来，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谈判。另外，这两年各地的惠民保风起云涌，我们的药物也列入了100多个城市的惠民保，这还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在跟一些相关的公司合作，探讨更多元化的路径，解决支付的难题。当然我们也需要跟行业共同营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就是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因为创新药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所以更需要后续的政策能够保证这些创新药的投资回报。如果投资回报预期降低，创新药就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同仁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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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晖：我完全同意崔博的意见，我们有一个印度的子公司是做注射剂的，主要市场是在美国。我们发现很多的印度药企非常早就通过美国FDA的认证，生产质量体系达到了国际标准，仿制药的生产制造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质量标准高、生产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印度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创新的动能，因为价格低本身和IP的保护方面对创新药都不是那么友好，所以印度市场其实是一个个性很鲜明的市场。
张颖：我想补充一点，相比印度，中国是有更好的医药市场的。比如全民医保，中国96%以上的居民都被基本医保目录覆盖，印度没有这个机制。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哪一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中国，是印度吗？是非洲吗？最后的结论是，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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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晖：创新一定程度上确实变得更难了。中国医药有过一波政策红利，包括2015年以后各项审评审批政策都是在支持本土的差异化创新，特别在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港股的18A和A股的科创板，资本的加持催生了很多本土创新的动能。但是最近几年有几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集采的政策在不断压缩仿制药的毛利率，这个走势和全球的走势也是一样的，创新药面临的医保谈判频率和力度都越来越大。同时，去年出台了关于创新药对肿瘤临床价值评估再加强的政策，整个政策是希望能够让整个行业更多重视临床的价值，其实是行业的优胜劣汰，但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很多生物制药公司股价都跌了蛮多，也向一级市场传导，有一些资本也在撤离。
从整个行业来讲，大家面临挺大的压力，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说，其实对于创新的政策支持还在做，包括创新药的政策，比如新的适应症出来以后加速审评、简易审评的政策，都是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总的来说，要在这样的市场变化过程中突出重围，最主要的还是寻找差异化的适应症，药企最讲究的就是“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也需要更新的技术，更前沿的靶点，以及找到需求和技术之间的重叠点。另外就是差异化的市场，现在我们对非洲市场有比较大的投入，因为非洲是相对差异化的新兴市场。除了差异化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到商业化的能力，以前对医药企业来说创新可能是最重要的，以后则是综合能力的评估，特别是对于本土行业，速度、商业化都会非常重要，更主要的还是要在这些方面做补强。
刘兰香：政策其实是给创新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就像硬币的两面，不能一概而论。前期我跟辉瑞沟通的时候，钱总说中国的医药创新迎来了最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辉瑞在中国市场胜出的杀手锏是什么？
钱云：
当下确实是创新药发展的最好时机。首先看需求端，特别是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人类健康的危机不仅影响到个人的健康，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当人类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唯有创新才能提供源源不断地抗击疾病的武器，而这场疫情让大家对医药行业有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医药行业的投入，大家也能看到这样的前景。当然需求端也包括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健康的意识越来越高，对生命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不仅能治好病，同时更便捷，这药更长效，更便利、痛苦更小，这个就是创新药的用武之地。
从产业端来讲，中国正在从药物仿制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产业导向也要求企业更多地投入在创新上，做高质量的发展。更重要的就是从政策端来讲，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正向的积极的变化，药监局审评审批加快，以辉瑞为例，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份，我们有11个新药剂型审批批准，有三个品种都是全球同步上市，把全球性的产品带到中国。还有就是医保目录每年都动态调整，很多产品都是当年上市，当年报销，解决了可负担性的问题。
还有一点，大家不在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不知道，叫先行先试区，比如说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欧美上市的产品在中国没有正式批准前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使用，就是我们国人不用出国门就可以享受到全球最新的医疗科技成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创新药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当然挑战和机遇永远并存，关总也提到了很多挑战，价格下行的压力，特别是产品的生命周期演进越来越快，的确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挑战，但是总体还是机会大于挑战。
刘兰香：钱总刚提到很多全球性的产品都在加速引入中国，张总和边总应该都有体悟。我知道罗氏制药有一个2030愿景，就是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的患者获益。边总怎么看药企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前景，以及你们在中国市场有什么新的打法？
边欣：这是特别大的话题，钱总也激情描述了创新在人类社会和健康事业上面多大的作用，但是创新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费用。我们全部的医疗支出在GDP里面是6%-7%，美国这个数字已经到了18%-20%，而这背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新冠之后，不光中国，我们放眼全球，大家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还有全球的老龄化，包括各种医疗需求爆棚的情况下，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小钱办大事，实现现有资源进一步合理调配，真正达到最大的患者获益。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和大环境，罗氏在做2030规划的时候提出，未来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医疗健康的企业，不光企业发展多好，同时也要解决社会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技术，包括新的手段能够实现宏伟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新的打法并不仅仅是商业模式上新的打法，也包括创新的技术手段。举个例子，肿瘤病人在治疗之前有非常多的检测，往往诊断花的费用比整体治疗的费用还要高，所以我们开始提的概念是说怎么在诊断的角度里面发力，让诊断变得更加精准，让诊断真正找出来最适合治疗的路径是什么。当我们有了精准治疗的时候，其实打得会更准，这些患者用上药之后有效性会更好，这是我们提出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患者获益的前提。但是光有精准还不够，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打，我们就看怎么基于平台，包括AI和算法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既找到靶点、镖靶，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打击靶点，这是未来往前走的具体的打法。
刘兰香：关于数字化和AI等方面，我关注到诺华的新药研发和业务运营也在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那么结合各种正面负面因素来看，张总觉得你们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变得更难还是更容易了？
张颖：首先我们要承认医药行业对于人类的健康和人类寿命（增长）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在不太久远的过去人类寿命还只有40岁，现在是70、80岁。很多新药的研发，不论疫苗还是治疗的药物，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是我们还有未被解决的问题，同时医疗资源奇缺，你们的父母一定都去过医院，这不是令人特别愉悦的经历。我认为将来数字化和AI可以助力，所以我们也在尝试跟医药圈、生态圈的伙伴合作，包括阿里、腾讯等大厂，或者叫数字化的创新者，一起来看怎么通过数字化实现规模效应，以及用标准化的方法加强我们消费者的体验，比如在慢病之后可以自我管理。银行理财、购物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医疗虽然一定要有线下的模块，但是有很多方面，不论是知识了解、预后管理，包括预防，其实都是可以和数字化结合的，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不论是皮肤病（因为特别容易发现）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我们都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希望大家跨界合作创新。
刘兰香：我们也期待看到几位嘉宾未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诺诚建华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创新药企业，今年成功实现两地上市，但很多生物医药企业也正在经历寒冬，创新药的研发难以持续，崔博士认为目前医药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创新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了？新形势下生物医药创新的方向怎么聚焦？
崔霁松：这是很好的问题，各位都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来阐述，对于诺诚建华来说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创业公司怎么生存，一是生物医药怎么创新。诺诚建华过去七年在资本市场还是靠融资生存的公司，在两年多之前在香港上市，今年在科创板上市。其实创业、创新都需要钱，在创新方面，对诺诚建华来说比较好的事情是上市之后资金相对比较充分，在资本市场融资后我们手里面差不多有100亿的现金。
关于创新怎么聚焦，首先别管资本怎么样，要知道每一个新药项目创新都是九死一生，任何情况下新药的创新都是高风险，当然也希望是高回报的行业。尽管生物医药创新面临挑战，但大家更能找到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就像一个森林，有很多树木在成长，如果环境不是太好，一些公司生存不下去，就给能够有资本继续往前走的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生存条件。我们也有药品获批上市，两年之前也在市场上进行医保销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还是走向国际市场，在中国研发出来的创新药物怎么和不同的公司进行合作，怎么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不同环境下，一些小公司需要资金，需要资源，我们也希望能够进行联合，抱团取暖，走向国际市场。我们要开放性地创新，既能够有License-in，也有License-out。
刘兰香：看得出来诺诚建华手中“弹药”不少，在寒冬当中也可以有一些收获，包括进行收并购等。投资并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医药行业的发展特色，关于未来几年医药行业的投资并购趋势，崔博士有什么样的判断？
崔霁松：在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还是在早期阶段，如果是沿着美国的（路径），最终都会有几家大的公司胜出。中国也会走到这条道路，出现一些大的企业或者跨国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布局，从研发到销售、生产、临床，同时有一些公司做小的研发，研发完跟大公司合作，另外有一些公司做临床比较好，就做这一段阶段性的创新。这样各方面的MA（并购）也会越来越多，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被并购，资本市场也提供了土壤和机会。
刘兰香：并购确实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利器，但除了并购，药企其实也在发展越来越多创新的合作模式，复星医药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关晓晖：无论是罗氏、诺华、还是辉瑞，都是通过一轮一轮的并购形成非常强的中央（创新）的能力。在复星医药，我们一直说想要打造开放式的创新体系，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做研发，另外就是通过学科引进和合作开发，还有做深度孵化的方式获得产品线和增长的动能。在合作开发方面，包括产品引进，比如mRNA疫苗（License-in），我们也有一些产品做License-out，比如跟一家美国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做手术机器人，同时我们也会和一些小的创新型公司，比如在某一个环节非常有优势的公司来合作。深度孵化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钱做孵化，我们现在成立了基金，有一些合作方，用新药基金的方式做孵化，我们有十个基金都是瞄准着非常早期的技术孵化公司，同时我们还投资了剑桥、伯克利大学等创新基金，这些创新基金基本上会覆盖到相当高百分比的前沿技术，作为我们自己的补充，打造开放式的生态。
刘兰香：今天这场讨论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合作”，这也算是医药行业的特色。另外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些都是需要跟监管部门打交道的，近年来中国新药审批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新药上市方面边总和张总请分享一下。
边欣：中国的药监体系整体在往前走一步。以前我们引进一个新药，是在美国和欧洲至少五到十年之后，（在中国）用到的时候药品的生命周期在其他国家都是到了非常末期的情况。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审评标准提高，一方面跟国际接轨，一方面也把国内不太规范的行为规范好。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回到刚才说的词就是“开放”，通过外企在全球有很多所谓的know-how，共创、共建把这个体系搭好。
张颖：中国的医药审批准入，在过去五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药监局的缩写叫NMPA，以前有人开玩笑说是“你们批呀”。但诺华一款治疗高血压的药在中国是全球第一个递交审批的，也是第一个获批的，（新药审批的）速度有目共睹。我们希望这在未来不是个例，预期未来90%项目的审批会实现全球同步，这将是非常大的进步。
刘兰香：钱总在医药审批准入这块也是非常资深的专家，前面你也提到药品进入中国之后面临可及性、可负担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药很好但很贵，怎么让大家用得起？
钱云：首先产品要过硬，一个突破性创新的产品如果能够满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填补临床的空白，那么任何政府都是欢迎的，也会加速审批引进来。好的产品进来以后，一个是用得上，一个是用得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有多元化的思维，一方面要顺势而为，目前基本医疗保障还是保障体系的支柱，还是要紧紧依靠政府，配合好政府，这些新药拿出姿态来，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谈判。另外，这两年各地的惠民保风起云涌，我们的药物也列入了100多个城市的惠民保，这还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在跟一些相关的公司合作，探讨更多元化的路径，解决支付的难题。当然我们也需要跟行业共同营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就是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因为创新药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所以更需要后续的政策能够保证这些创新药的投资回报。如果投资回报预期降低，创新药就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同仁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刘兰香：钱总也是在呼吁政策要在这方面更加地重视。那么关于医药创新，台下的嘉宾是否有想跟几位嘉宾交流的问题？
观众提问：我是做印度市场的，读了很多印度相关的资料，他们的医药相当强，我想问中国的医药行业跟印度比起来，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在哪儿？
崔霁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印度市场也增长挺快，在我看来印度市场的优势是什么呢？他们仿制药做的质量很好，从一致性评价方面来说我们的仿制药的质量不如他们，现在当然我们的质量也上去了，但他们价钱也便宜，这是印度最大的优势。那么在印度我们有什么优势呢？中国的创新企业很多，跨国企业更多的都在中国，我们的创新能力比印度强很多。再就是我们的专利程度很高，专利是创新最基础的地板，没有这一点很难进行创新。因为创新的高风险在于，如果大家不尊重知识产权，就没有办法进行创新，这在印度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晓晖：我完全同意崔博的意见，我们有一个印度的子公司是做注射剂的，主要市场是在美国。我们发现很多的印度药企非常早就通过美国FDA的认证，生产质量体系达到了国际标准，仿制药的生产制造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质量标准高、生产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印度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创新的动能，因为价格低本身和IP的保护方面对创新药都不是那么友好，所以印度市场其实是一个个性很鲜明的市场。
张颖：我想补充一点，相比印度，中国是有更好的医药市场的。比如全民医保，中国96%以上的居民都被基本医保目录覆盖，印度没有这个机制。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哪一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中国，是印度吗？是非洲吗？最后的结论是，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
刘兰香：关于印度医药市场，很多人可能都是通过《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才有所了解的。张总刚才这番话其实给我们这场圆桌讨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语。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都永远可以相信创新的力量。■
刘兰香：在中国市场，集采已经涉及医药几乎全部领域，从而倒逼医药企业加快创新转型。关总认为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变得更难了吗？复星医药可以胜出的“杀手锏”是什么？
关晓晖：创新一定程度上确实变得更难了。中国医药有过一波政策红利，包括2015年以后各项审评审批政策都是在支持本土的差异化创新，特别在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港股的18A和A股的科创板，资本的加持催生了很多本土创新的动能。但是最近几年有几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集采的政策在不断压缩仿制药的毛利率，这个走势和全球的走势也是一样的，创新药面临的医保谈判频率和力度都越来越大。同时，去年出台了关于创新药对肿瘤临床价值评估再加强的政策，整个政策是希望能够让整个行业更多重视临床的价值，其实是行业的优胜劣汰，但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很多生物制药公司股价都跌了蛮多，也向一级市场传导，有一些资本也在撤离。
从整个行业来讲，大家面临挺大的压力，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说，其实对于创新的政策支持还在做，包括创新药的政策，比如新的适应症出来以后加速审评、简易审评的政策，都是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总的来说，要在这样的市场变化过程中突出重围，最主要的还是寻找差异化的适应症，药企最讲究的就是“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也需要更新的技术，更前沿的靶点，以及找到需求和技术之间的重叠点。另外就是差异化的市场，现在我们对非洲市场有比较大的投入，因为非洲是相对差异化的新兴市场。除了差异化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到商业化的能力，以前对医药企业来说创新可能是最重要的，以后则是综合能力的评估，特别是对于本土行业，速度、商业化都会非常重要，更主要的还是要在这些方面做补强。
刘兰香：政策其实是给创新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就像硬币的两面，不能一概而论。前期我跟辉瑞沟通的时候，钱总说中国的医药创新迎来了最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辉瑞在中国市场胜出的杀手锏是什么？
钱云：
当下确实是创新药发展的最好时机。首先看需求端，特别是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人类健康的危机不仅影响到个人的健康，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当人类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唯有创新才能提供源源不断地抗击疾病的武器，而这场疫情让大家对医药行业有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医药行业的投入，大家也能看到这样的前景。当然需求端也包括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健康的意识越来越高，对生命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不仅能治好病，同时更便捷，这药更长效，更便利、痛苦更小，这个就是创新药的用武之地。
从产业端来讲，中国正在从药物仿制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产业导向也要求企业更多地投入在创新上，做高质量的发展。更重要的就是从政策端来讲，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正向的积极的变化，药监局审评审批加快，以辉瑞为例，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份，我们有11个新药剂型审批批准，有三个品种都是全球同步上市，把全球性的产品带到中国。还有就是医保目录每年都动态调整，很多产品都是当年上市，当年报销，解决了可负担性的问题。
还有一点，大家不在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不知道，叫先行先试区，比如说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欧美上市的产品在中国没有正式批准前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使用，就是我们国人不用出国门就可以享受到全球最新的医疗科技成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创新药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当然挑战和机遇永远并存，关总也提到了很多挑战，价格下行的压力，特别是产品的生命周期演进越来越快，的确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挑战，但是总体还是机会大于挑战。
刘兰香：钱总刚提到很多全球性的产品都在加速引入中国，张总和边总应该都有体悟。我知道罗氏制药有一个2030愿景，就是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的患者获益。边总怎么看药企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前景，以及你们在中国市场有什么新的打法？
边欣：这是特别大的话题，钱总也激情描述了创新在人类社会和健康事业上面多大的作用，但是创新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费用。我们全部的医疗支出在GDP里面是6%-7%，美国这个数字已经到了18%-20%，而这背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新冠之后，不光中国，我们放眼全球，大家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还有全球的老龄化，包括各种医疗需求爆棚的情况下，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小钱办大事，实现现有资源进一步合理调配，真正达到最大的患者获益。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和大环境，罗氏在做2030规划的时候提出，未来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医疗健康的企业，不光企业发展多好，同时也要解决社会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技术，包括新的手段能够实现宏伟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新的打法并不仅仅是商业模式上新的打法，也包括创新的技术手段。举个例子，肿瘤病人在治疗之前有非常多的检测，往往诊断花的费用比整体治疗的费用还要高，所以我们开始提的概念是说怎么在诊断的角度里面发力，让诊断变得更加精准，让诊断真正找出来最适合治疗的路径是什么。当我们有了精准治疗的时候，其实打得会更准，这些患者用上药之后有效性会更好，这是我们提出用一半的社会成本创造3-5倍患者获益的前提。但是光有精准还不够，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打，我们就看怎么基于平台，包括AI和算法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既找到靶点、镖靶，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打击靶点，这是未来往前走的具体的打法。
刘兰香：关于数字化和AI等方面，我关注到诺华的新药研发和业务运营也在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那么结合各种正面负面因素来看，张总觉得你们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变得更难还是更容易了？
张颖：首先我们要承认医药行业对于人类的健康和人类寿命（增长）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在不太久远的过去人类寿命还只有40岁，现在是70、80岁。很多新药的研发，不论疫苗还是治疗的药物，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是我们还有未被解决的问题，同时医疗资源奇缺，你们的父母一定都去过医院，这不是令人特别愉悦的经历。我认为将来数字化和AI可以助力，所以我们也在尝试跟医药圈、生态圈的伙伴合作，包括阿里、腾讯等大厂，或者叫数字化的创新者，一起来看怎么通过数字化实现规模效应，以及用标准化的方法加强我们消费者的体验，比如在慢病之后可以自我管理。银行理财、购物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医疗虽然一定要有线下的模块，但是有很多方面，不论是知识了解、预后管理，包括预防，其实都是可以和数字化结合的，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不论是皮肤病（因为特别容易发现）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我们都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希望大家跨界合作创新。
刘兰香：我们也期待看到几位嘉宾未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诺诚建华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创新药企业，今年成功实现两地上市，但很多生物医药企业也正在经历寒冬，创新药的研发难以持续，崔博士认为目前医药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创新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了？新形势下生物医药创新的方向怎么聚焦？
崔霁松：这是很好的问题，各位都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来阐述，对于诺诚建华来说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创业公司怎么生存，一是生物医药怎么创新。诺诚建华过去七年在资本市场还是靠融资生存的公司，在两年多之前在香港上市，今年在科创板上市。其实创业、创新都需要钱，在创新方面，对诺诚建华来说比较好的事情是上市之后资金相对比较充分，在资本市场融资后我们手里面差不多有100亿的现金。
关于创新怎么聚焦，首先别管资本怎么样，要知道每一个新药项目创新都是九死一生，任何情况下新药的创新都是高风险，当然也希望是高回报的行业。尽管生物医药创新面临挑战，但大家更能找到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就像一个森林，有很多树木在成长，如果环境不是太好，一些公司生存不下去，就给能够有资本继续往前走的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生存条件。我们也有药品获批上市，两年之前也在市场上进行医保销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还是走向国际市场，在中国研发出来的创新药物怎么和不同的公司进行合作，怎么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不同环境下，一些小公司需要资金，需要资源，我们也希望能够进行联合，抱团取暖，走向国际市场。我们要开放性地创新，既能够有License-in，也有License-out。
刘兰香：看得出来诺诚建华手中“弹药”不少，在寒冬当中也可以有一些收获，包括进行收并购等。投资并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医药行业的发展特色，关于未来几年医药行业的投资并购趋势，崔博士有什么样的判断？
崔霁松：在我国，生物医药发展还是在早期阶段，如果是沿着美国的（路径），最终都会有几家大的公司胜出。中国也会走到这条道路，出现一些大的企业或者跨国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布局，从研发到销售、生产、临床，同时有一些公司做小的研发，研发完跟大公司合作，另外有一些公司做临床比较好，就做这一段阶段性的创新。这样各方面的MA（并购）也会越来越多，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被并购，资本市场也提供了土壤和机会。
刘兰香：并购确实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利器，但除了并购，药企其实也在发展越来越多创新的合作模式，复星医药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关晓晖：无论是罗氏、诺华、还是辉瑞，都是通过一轮一轮的并购形成非常强的中央（创新）的能力。在复星医药，我们一直说想要打造开放式的创新体系，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做研发，另外就是通过学科引进和合作开发，还有做深度孵化的方式获得产品线和增长的动能。在合作开发方面，包括产品引进，比如mRNA疫苗（License-in），我们也有一些产品做License-out，比如跟一家美国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做手术机器人，同时我们也会和一些小的创新型公司，比如在某一个环节非常有优势的公司来合作。深度孵化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钱做孵化，我们现在成立了基金，有一些合作方，用新药基金的方式做孵化，我们有十个基金都是瞄准着非常早期的技术孵化公司，同时我们还投资了剑桥、伯克利大学等创新基金，这些创新基金基本上会覆盖到相当高百分比的前沿技术，作为我们自己的补充，打造开放式的生态。
刘兰香：今天这场讨论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合作”，这也算是医药行业的特色。另外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些都是需要跟监管部门打交道的，近年来中国新药审批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新药上市方面边总和张总请分享一下。
边欣：中国的药监体系整体在往前走一步。以前我们引进一个新药，是在美国和欧洲至少五到十年之后，（在中国）用到的时候药品的生命周期在其他国家都是到了非常末期的情况。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审评标准提高，一方面跟国际接轨，一方面也把国内不太规范的行为规范好。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回到刚才说的词就是“开放”，通过外企在全球有很多所谓的know-how，共创、共建把这个体系搭好。
张颖：中国的医药审批准入，在过去五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药监局的缩写叫NMPA，以前有人开玩笑说是“你们批呀”。但诺华一款治疗高血压的药在中国是全球第一个递交审批的，也是第一个获批的，（新药审批的）速度有目共睹。我们希望这在未来不是个例，预期未来90%项目的审批会实现全球同步，这将是非常大的进步。
刘兰香：钱总在医药审批准入这块也是非常资深的专家，前面你也提到药品进入中国之后面临可及性、可负担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药很好但很贵，怎么让大家用得起？
钱云：首先产品要过硬，一个突破性创新的产品如果能够满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填补临床的空白，那么任何政府都是欢迎的，也会加速审批引进来。好的产品进来以后，一个是用得上，一个是用得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有多元化的思维，一方面要顺势而为，目前基本医疗保障还是保障体系的支柱，还是要紧紧依靠政府，配合好政府，这些新药拿出姿态来，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谈判。另外，这两年各地的惠民保风起云涌，我们的药物也列入了100多个城市的惠民保，这还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在跟一些相关的公司合作，探讨更多元化的路径，解决支付的难题。当然我们也需要跟行业共同营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就是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因为创新药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所以更需要后续的政策能够保证这些创新药的投资回报。如果投资回报预期降低，创新药就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同仁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刘兰香：钱总也是在呼吁政策要在这方面更加地重视。那么关于医药创新，台下的嘉宾是否有想跟几位嘉宾交流的问题？
观众提问：我是做印度市场的，读了很多印度相关的资料，他们的医药相当强，我想问中国的医药行业跟印度比起来，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在哪儿？
崔霁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印度市场也增长挺快，在我看来印度市场的优势是什么呢？他们仿制药做的质量很好，从一致性评价方面来说我们的仿制药的质量不如他们，现在当然我们的质量也上去了，但他们价钱也便宜，这是印度最大的优势。那么在印度我们有什么优势呢？中国的创新企业很多，跨国企业更多的都在中国，我们的创新能力比印度强很多。再就是我们的专利程度很高，专利是创新最基础的地板，没有这一点很难进行创新。因为创新的高风险在于，如果大家不尊重知识产权，就没有办法进行创新，这在印度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晓晖：我完全同意崔博的意见，我们有一个印度的子公司是做注射剂的，主要市场是在美国。我们发现很多的印度药企非常早就通过美国FDA的认证，生产质量体系达到了国际标准，仿制药的生产制造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质量标准高、生产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印度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创新的动能，因为价格低本身和IP的保护方面对创新药都不是那么友好，所以印度市场其实是一个个性很鲜明的市场。
张颖：我想补充一点，相比印度，中国是有更好的医药市场的。比如全民医保，中国96%以上的居民都被基本医保目录覆盖，印度没有这个机制。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哪一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中国，是印度吗？是非洲吗？最后的结论是，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
刘兰香：关于印度医药市场，很多人可能都是通过《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才有所了解的。张总刚才这番话其实给我们这场圆桌讨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语。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都永远可以相信创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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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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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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