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u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此举可能会加剧人们对关税所带来通胀影响的担忧。
发布日期：2025-04-29 06:21
财富
■中国防疫政策近日的放松，开始消解过去三年经济活动中的层层壁垒。在更大一个范围里，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动荡、极端天气，令世界经济在过去几年中也面临诸多阻隔和分裂，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当我们终于告别这场全球大流行，该如何让世界经济重回包容增长的轨道？在12月8日召开的2022年《财富》MPW女性峰会上，四位跨国企业的女性高管与《财富》中文版上海执行主编王昉一起，聊了聊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以及跨国企业在其中的角色。她们分别是：中兴通讯有限公司首席发展官崔丽、陶氏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褚晓勤、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主席朱虹、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和分析业务大中华区及北亚董事总经理陈芳。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王昉：首先请问中兴通讯的崔丽，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令中兴经历了比较困难的几年。中兴内部怎样看待这个波折？怎么把危机转变成一个提升自身能力的机遇？
崔丽：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说的那样，活下来不是最强的，是最能适应变化的。我分享的经验是，行胜于言，遭遇危机之后，讲再多的话都没有用，扛过危机、实现企业进化更重要。这里有四点很重要，一是危机面前能够扛得住，更好地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二是机会面前能够抓得住，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真正到来的时候，考验的是企业的技术、产品、运营效率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三是抵得住诱惑，因为战略就是取舍，取很简单，关键在于如何认清资源约束，更好地规划。四是大役面前要站得住。
王昉：你曾经说过，中兴在这次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变成了全球一流的合规企业，这个能否展开说说？
崔丽：合规不仅仅是要满足某一个国家的规则，与之做交易的任何国家的规则都要遵守，比如欧盟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法规》）、反商业贿赂法规等等，这是所有跨国企业必须面临的事情。认清红线是基本。你要知道红线在哪里，还要知道红线相对模糊时，自身的风险偏好，以及怎样在不触碰红线的情况下获得更大机会。中兴已经把合规内化、数字化，这样可以更高效、更便捷、更透明地指导企业运营。
王昉：这是在逆风中锻炼内功。请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陈芳，我们观察到，过去几年国内企业到海外融资的脚步慢了很多，那么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如何？能否分享你们掌握的一些数据，从中看一看逆全球化对商业造成的影响？
陈芳：
请大家回忆一下，2006年有一本知名的书《世界是平的》，其中构建了非常美好的全球化世界，但就在这本书问世之后的2007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开始放缓全球化的进程。2007年以前的10年，全世界的全球化水平上涨了19%，2007年之后的12年里，仅仅上涨了6%。2020年，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和新冠造成的不确定因素中，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资金的流动突然频繁起来。有另外一组数据显示，资金更加偏向朝着中国、美国这类稳定的市场流动。2021年累计净流入美国市场的基金规模是13万亿，较前一年增长一倍，流入中国的基金是将近7000亿美元。今年以来，欧洲有些国家比如英法出现持续性的资金流出，俄罗斯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二季度开始流出。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逆全球化的情况在发生，不过资本在最近三年里流动更加频繁，从规模上看不到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投资决策的角度上来讲，资本更加倾向于流向稳定、发达的市场，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确定性。
王昉：陶氏是台上四家跨国公司中，实体经济的代表，请问陶氏的褚晓勤，在过去几年供应链混乱、极端天气、地缘动荡当中，你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褚晓勤：
过去几年，地缘政治、经济下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危，疫情管控和供应链的中断造成了物流的停滞，今年上半年的封控和厂区闭环管理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挑战。但陶氏在125年中的全球化布局，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资源。我们在全球多个产地有原材料和制造的布局，可以让我们在变化中不断做出灵活的安排，看原材料的价格情况怎么样、市场的供需怎么样，我们可以对产地做生产能力和生产计划的调整，通过跟我们的供应链上下游伙伴、客户紧密联系，有了问题一起合力、一起协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要永远坚持你的优势，包括对运营和财务的控制。另外就是坚持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化发展正在刺激更多对新能源的要求，脱碳的要求，我们的电动汽车、基建、电子材料业务，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客户也可以通过移动端随时访问我们的包装学院进行创新。再就是以人为本。在危机管理处置当中，没有一个全球的指令可以帮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办公室，要靠第一线的人听取多元的声音，把危化解，把机会紧紧抓住。
王昉：再问问埃森哲的朱虹，埃森哲是全球性咨询顾问公司，客户遍及全球，之前和你的交流中，感觉你对逆全球化的说法似乎有不一样的理解？
朱虹：
过去三年，疫情反复和地缘政治的动荡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从我们咨询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技术革命的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10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它。中国过去10年数字经济发展很快，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万亿，占GDP将近四成，接下来会越来越快。
疫情让我们很难受，但是疫情倒逼了多少数字化转型——整个生命科学、疫苗研发的加速、互联网医疗的爆发性增长，也算是获益于疫情的反复。企业怎样拥抱新技术变化，是关键的挑战。大家很多说逆全球化、缓全球化，在今年1月份冬季达沃斯会论坛上，围绕这一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在最近的上海进博会期间，拜访了所有跨国公司展台。我发现，对所有的To B和To C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的去留都不是轻易的抉择，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市场。而中国企业的出海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脚步，只要是优秀的中国企业都希望出海，海外市场可以带来新的增长点，提升全球竞争力。
基于所有这些，我们比较有信心说，全球化仍然是大部分企业秉承的信念和理念。只是在这样的逆风和不确定因素下，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打造新的成长曲线，变得非常重要。
王昉：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信号。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2022年11月可能是逆全球化浪潮再度发生逆转的起点，因为东盟（ASEAN）、COP27、G20等国际会议都在这个月召开，证明政府之间有互相对话的需求。还有就是各国之间原材料和市场的彼此依赖度如此之高，过去几年去全球化的代价如此之大，使得最近出现了不少再全球化的趋势。晓勤，之前跟你沟通的时候，你提到了陶氏中国的反向创新，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再全球化。
褚晓勤：在中国，我们过去会更多在应用和产品上着力，现在重点看怎么帮助社会脱碳，达到可持续增长的目标。比如我们跟立白携手解决塑料循环的可回收，和美团单车合作做可回收的单车轮，把它们变成运动场。在汽车行业，我们在看低碳会怎样唤醒轻量化、电动化的需要。我们和汽车领域的本地伙伴研发的材料，不仅很好服务了本土市场，同时在反向推广到欧洲和美国。以前是在中国为中国，现在更多的是在中国为世界，这是很好的全球化的案例。
王昉：中兴通讯也强调要建立供应链上的生态，对合作伙伴变得更加开放，崔丽你提到了一个新长板理论。
崔丽：未来企业要遵循新长板理论，找到自己的定位，用合作伙伴的长板补自己的短板。在重建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解决产业共同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大企业面临的课题。中国有着极大的规模，这种规模效益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刚刚埃森哲的朱虹说，数字化浪潮已经不可逆转了。企业在乌卡时代如何变得更敏捷、灵性、韧性？很重要就是数字化转型。这符合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包括消除数字鸿沟。
王昉：构建开放的合作生态、在技术上始终走在前方，如果在华企业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仍然是所有企业不可错过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女性在沟通方面自带一些优势，在座各位在企业内部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想问问中兴通讯的崔丽，你外表非常知性，不过朋友圈里的你也玩拳击和摇滚，这种多重气质是否能帮助你与企业中不同的人打交道？
崔丽：我觉得没有必要立人设，人设一定会塌。我自己信奉的是，逆人性做人，顺人性做事。有几点很关键，第一就是简单带来信任，公开透明带来信任。第二就是尊重专业，其实在我们高科技企业里面，权威不太重要，我们有三万多高质量的研发人员，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何让他们发挥自身的作用，远远比权威重要。第三，始终开放，兼容并蓄，一个封闭的系统是熵增，最后走向灭亡。我为什么喜欢参加《财富》的活动，就是可以吸取各方面的营养。第四就是与时俱进。最后补充一句，我个人认为持续带领团队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是达成共识的最好办法。
王昉：今天我们都面对信息过载，过多的信息反而会变成认知的鸿沟。我想问问伦交所的陈芳，你的公司是提供数据的，在如何更好地吸收有用信息、屏蔽噪音方面，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陈芳：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是最优先要考虑的部分，确保数据源是可靠的、稳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大数据时代，数据标准化非常重要，标准化的数据才容易做加工，帮助机器学习。最后，分析型的数据一定会取代原始数据，这是一个趋势。原始数据类似于石油、天然气、木材、化石等这类最底层的材料，只有在加工以后才能为人所用。对于我们女性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拿到具有洞察力的数据，减少研判时间，快速准确地决策。
现场观众提问：再全球化和之前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陶氏的褚总，你刚刚说要将中国的创新带到全球，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褚晓勤：怎么样重新建立信任？这是下一个时代对领导力提出的问题。领导是不是权威？是不是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未必。这个时代，你更多需要一些同理心，倾听客户在想什么，员工在想什么，不光是听，更多要理解。怎么更好地做服务型领导，而不是权威型领导？这需要我们建立连接，连接才能带来透明，透明才能带来信任。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handle ambiguity（处理模棱两可的处境）。未来没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yes或no，很多问题的回答可能是“yes”，但又紧跟着“同时你又要考虑”——考虑怎么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在走得坚定的路上又要比较敏感地识别和快速管理风险。其实我们女性是擅长这一点的，在这个时代，这也是女性领导者应该做得更多的地方。
朱虹：对于“ambiguity”（模棱两可的处境）这一点上，我想补充一句：You can choose not to be confused（你可以选择不被“绕晕”）。
王昉：很值得深思的一句话。如朱虹所说，全球化的脚步或许并没有完全停止过，始终都在前进，未来可能会变换形式继续前进。如果说第一轮全球化是建立在资本逐利的冲动之下，那么下一轮全球化可能是更多建立在互信、同理心、善意沟通、共同成长上。当我们的日常生活终于回归正常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和各家跨国企业能够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返回到繁荣增长、合作包容的轨道。■
王昉：首先请问中兴通讯的崔丽，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令中兴经历了比较困难的几年。中兴内部怎样看待这个波折？怎么把危机转变成一个提升自身能力的机遇？
崔丽：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说的那样，活下来不是最强的，是最能适应变化的。我分享的经验是，行胜于言，遭遇危机之后，讲再多的话都没有用，扛过危机、实现企业进化更重要。这里有四点很重要，一是危机面前能够扛得住，更好地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二是机会面前能够抓得住，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真正到来的时候，考验的是企业的技术、产品、运营效率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三是抵得住诱惑，因为战略就是取舍，取很简单，关键在于如何认清资源约束，更好地规划。四是大役面前要站得住。
王昉：你曾经说过，中兴在这次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变成了全球一流的合规企业，这个能否展开说说？
崔丽：合规不仅仅是要满足某一个国家的规则，与之做交易的任何国家的规则都要遵守，比如欧盟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法规》）、反商业贿赂法规等等，这是所有跨国企业必须面临的事情。认清红线是基本。你要知道红线在哪里，还要知道红线相对模糊时，自身的风险偏好，以及怎样在不触碰红线的情况下获得更大机会。中兴已经把合规内化、数字化，这样可以更高效、更便捷、更透明地指导企业运营。
王昉：这是在逆风中锻炼内功。请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陈芳，我们观察到，过去几年国内企业到海外融资的脚步慢了很多，那么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如何？能否分享你们掌握的一些数据，从中看一看逆全球化对商业造成的影响？
陈芳：
请大家回忆一下，2006年有一本知名的书《世界是平的》，其中构建了非常美好的全球化世界，但就在这本书问世之后的2007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开始放缓全球化的进程。2007年以前的10年，全世界的全球化水平上涨了19%，2007年之后的12年里，仅仅上涨了6%。2020年，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和新冠造成的不确定因素中，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资金的流动突然频繁起来。有另外一组数据显示，资金更加偏向朝着中国、美国这类稳定的市场流动。2021年累计净流入美国市场的基金规模是13万亿，较前一年增长一倍，流入中国的基金是将近7000亿美元。今年以来，欧洲有些国家比如英法出现持续性的资金流出，俄罗斯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二季度开始流出。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逆全球化的情况在发生，不过资本在最近三年里流动更加频繁，从规模上看不到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投资决策的角度上来讲，资本更加倾向于流向稳定、发达的市场，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确定性。
王昉：陶氏是台上四家跨国公司中，实体经济的代表，请问陶氏的褚晓勤，在过去几年供应链混乱、极端天气、地缘动荡当中，你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褚晓勤：
过去几年，地缘政治、经济下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危，疫情管控和供应链的中断造成了物流的停滞，今年上半年的封控和厂区闭环管理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挑战。但陶氏在125年中的全球化布局，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资源。我们在全球多个产地有原材料和制造的布局，可以让我们在变化中不断做出灵活的安排，看原材料的价格情况怎么样、市场的供需怎么样，我们可以对产地做生产能力和生产计划的调整，通过跟我们的供应链上下游伙伴、客户紧密联系，有了问题一起合力、一起协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要永远坚持你的优势，包括对运营和财务的控制。另外就是坚持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化发展正在刺激更多对新能源的要求，脱碳的要求，我们的电动汽车、基建、电子材料业务，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客户也可以通过移动端随时访问我们的包装学院进行创新。再就是以人为本。在危机管理处置当中，没有一个全球的指令可以帮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办公室，要靠第一线的人听取多元的声音，把危化解，把机会紧紧抓住。
王昉：再问问埃森哲的朱虹，埃森哲是全球性咨询顾问公司，客户遍及全球，之前和你的交流中，感觉你对逆全球化的说法似乎有不一样的理解？
朱虹：
过去三年，疫情反复和地缘政治的动荡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从我们咨询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技术革命的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10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它。中国过去10年数字经济发展很快，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万亿，占GDP将近四成，接下来会越来越快。
疫情让我们很难受，但是疫情倒逼了多少数字化转型——整个生命科学、疫苗研发的加速、互联网医疗的爆发性增长，也算是获益于疫情的反复。企业怎样拥抱新技术变化，是关键的挑战。大家很多说逆全球化、缓全球化，在今年1月份冬季达沃斯会论坛上，围绕这一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在最近的上海进博会期间，拜访了所有跨国公司展台。我发现，对所有的To B和To C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的去留都不是轻易的抉择，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市场。而中国企业的出海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脚步，只要是优秀的中国企业都希望出海，海外市场可以带来新的增长点，提升全球竞争力。
基于所有这些，我们比较有信心说，全球化仍然是大部分企业秉承的信念和理念。只是在这样的逆风和不确定因素下，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打造新的成长曲线，变得非常重要。
王昉：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信号。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2022年11月可能是逆全球化浪潮再度发生逆转的起点，因为东盟（ASEAN）、COP27、G20等国际会议都在这个月召开，证明政府之间有互相对话的需求。还有就是各国之间原材料和市场的彼此依赖度如此之高，过去几年去全球化的代价如此之大，使得最近出现了不少再全球化的趋势。晓勤，之前跟你沟通的时候，你提到了陶氏中国的反向创新，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再全球化。
褚晓勤：在中国，我们过去会更多在应用和产品上着力，现在重点看怎么帮助社会脱碳，达到可持续增长的目标。比如我们跟立白携手解决塑料循环的可回收，和美团单车合作做可回收的单车轮，把它们变成运动场。在汽车行业，我们在看低碳会怎样唤醒轻量化、电动化的需要。我们和汽车领域的本地伙伴研发的材料，不仅很好服务了本土市场，同时在反向推广到欧洲和美国。以前是在中国为中国，现在更多的是在中国为世界，这是很好的全球化的案例。
王昉：中兴通讯也强调要建立供应链上的生态，对合作伙伴变得更加开放，崔丽你提到了一个新长板理论。
崔丽：未来企业要遵循新长板理论，找到自己的定位，用合作伙伴的长板补自己的短板。在重建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解决产业共同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大企业面临的课题。中国有着极大的规模，这种规模效益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刚刚埃森哲的朱虹说，数字化浪潮已经不可逆转了。企业在乌卡时代如何变得更敏捷、灵性、韧性？很重要就是数字化转型。这符合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包括消除数字鸿沟。
王昉：构建开放的合作生态、在技术上始终走在前方，如果在华企业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仍然是所有企业不可错过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女性在沟通方面自带一些优势，在座各位在企业内部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想问问中兴通讯的崔丽，你外表非常知性，不过朋友圈里的你也玩拳击和摇滚，这种多重气质是否能帮助你与企业中不同的人打交道？
崔丽：我觉得没有必要立人设，人设一定会塌。我自己信奉的是，逆人性做人，顺人性做事。有几点很关键，第一就是简单带来信任，公开透明带来信任。第二就是尊重专业，其实在我们高科技企业里面，权威不太重要，我们有三万多高质量的研发人员，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何让他们发挥自身的作用，远远比权威重要。第三，始终开放，兼容并蓄，一个封闭的系统是熵增，最后走向灭亡。我为什么喜欢参加《财富》的活动，就是可以吸取各方面的营养。第四就是与时俱进。最后补充一句，我个人认为持续带领团队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是达成共识的最好办法。
王昉：今天我们都面对信息过载，过多的信息反而会变成认知的鸿沟。我想问问伦交所的陈芳，你的公司是提供数据的，在如何更好地吸收有用信息、屏蔽噪音方面，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陈芳：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是最优先要考虑的部分，确保数据源是可靠的、稳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大数据时代，数据标准化非常重要，标准化的数据才容易做加工，帮助机器学习。最后，分析型的数据一定会取代原始数据，这是一个趋势。原始数据类似于石油、天然气、木材、化石等这类最底层的材料，只有在加工以后才能为人所用。对于我们女性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拿到具有洞察力的数据，减少研判时间，快速准确地决策。
现场观众提问：再全球化和之前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陶氏的褚总，你刚刚说要将中国的创新带到全球，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褚晓勤：怎么样重新建立信任？这是下一个时代对领导力提出的问题。领导是不是权威？是不是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未必。这个时代，你更多需要一些同理心，倾听客户在想什么，员工在想什么，不光是听，更多要理解。怎么更好地做服务型领导，而不是权威型领导？这需要我们建立连接，连接才能带来透明，透明才能带来信任。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handle ambiguity（处理模棱两可的处境）。未来没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yes或no，很多问题的回答可能是“yes”，但又紧跟着“同时你又要考虑”——考虑怎么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在走得坚定的路上又要比较敏感地识别和快速管理风险。其实我们女性是擅长这一点的，在这个时代，这也是女性领导者应该做得更多的地方。
朱虹：对于“ambiguity”（模棱两可的处境）这一点上，我想补充一句：You can choose not to be confused（你可以选择不被“绕晕”）。
王昉：很值得深思的一句话。如朱虹所说，全球化的脚步或许并没有完全停止过，始终都在前进，未来可能会变换形式继续前进。如果说第一轮全球化是建立在资本逐利的冲动之下，那么下一轮全球化可能是更多建立在互信、同理心、善意沟通、共同成长上。当我们的日常生活终于回归正常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和各家跨国企业能够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返回到繁荣增长、合作包容的轨道。■
读者评论
热门排行榜
OR
2022-12-16 07:00
商业与经济
“再全球化”下，跨国企业的变与不变
“再全球化”下，跨国企业的变与不变
当我们终于告别这场全球大流行，该如何世界经济消弭鸿沟，重回包容增长的轨道？四位跨国企业中的女性高管在2022年MPW女性峰会上，分享他们对全球化下一阶段的思考。
财富
■中国防疫政策近日的放松，开始消解过去三年经济活动中的层层壁垒。在更大一个范围里，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动荡、极端天气，令世界经济在过去几年中也面临诸多阻隔和分裂，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当我们终于告别这场全球大流行，该如何让世界经济重回包容增长的轨道？在12月8日召开的2022年《财富》MPW女性峰会上，四位跨国企业的女性高管与《财富》中文版上海执行主编王昉一起，聊了聊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以及跨国企业在其中的角色。她们分别是：中兴通讯有限公司首席发展官崔丽、陶氏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褚晓勤、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主席朱虹、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和分析业务大中华区及北亚董事总经理陈芳。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王昉：首先请问中兴通讯的崔丽，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令中兴经历了比较困难的几年。中兴内部怎样看待这个波折？怎么把危机转变成一个提升自身能力的机遇？
崔丽：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说的那样，活下来不是最强的，是最能适应变化的。我分享的经验是，行胜于言，遭遇危机之后，讲再多的话都没有用，扛过危机、实现企业进化更重要。这里有四点很重要，一是危机面前能够扛得住，更好地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二是机会面前能够抓得住，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真正到来的时候，考验的是企业的技术、产品、运营效率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三是抵得住诱惑，因为战略就是取舍，取很简单，关键在于如何认清资源约束，更好地规划。四是大役面前要站得住。
王昉：你曾经说过，中兴在这次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变成了全球一流的合规企业，这个能否展开说说？
崔丽：合规不仅仅是要满足某一个国家的规则，与之做交易的任何国家的规则都要遵守，比如欧盟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法规》）、反商业贿赂法规等等，这是所有跨国企业必须面临的事情。认清红线是基本。你要知道红线在哪里，还要知道红线相对模糊时，自身的风险偏好，以及怎样在不触碰红线的情况下获得更大机会。中兴已经把合规内化、数字化，这样可以更高效、更便捷、更透明地指导企业运营。
王昉：这是在逆风中锻炼内功。请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陈芳，我们观察到，过去几年国内企业到海外融资的脚步慢了很多，那么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如何？能否分享你们掌握的一些数据，从中看一看逆全球化对商业造成的影响？
陈芳：
请大家回忆一下，2006年有一本知名的书《世界是平的》，其中构建了非常美好的全球化世界，但就在这本书问世之后的2007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开始放缓全球化的进程。2007年以前的10年，全世界的全球化水平上涨了19%，2007年之后的12年里，仅仅上涨了6%。2020年，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和新冠造成的不确定因素中，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资金的流动突然频繁起来。有另外一组数据显示，资金更加偏向朝着中国、美国这类稳定的市场流动。2021年累计净流入美国市场的基金规模是13万亿，较前一年增长一倍，流入中国的基金是将近7000亿美元。今年以来，欧洲有些国家比如英法出现持续性的资金流出，俄罗斯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二季度开始流出。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逆全球化的情况在发生，不过资本在最近三年里流动更加频繁，从规模上看不到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投资决策的角度上来讲，资本更加倾向于流向稳定、发达的市场，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确定性。
王昉：陶氏是台上四家跨国公司中，实体经济的代表，请问陶氏的褚晓勤，在过去几年供应链混乱、极端天气、地缘动荡当中，你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褚晓勤：
过去几年，地缘政治、经济下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危，疫情管控和供应链的中断造成了物流的停滞，今年上半年的封控和厂区闭环管理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挑战。但陶氏在125年中的全球化布局，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资源。我们在全球多个产地有原材料和制造的布局，可以让我们在变化中不断做出灵活的安排，看原材料的价格情况怎么样、市场的供需怎么样，我们可以对产地做生产能力和生产计划的调整，通过跟我们的供应链上下游伙伴、客户紧密联系，有了问题一起合力、一起协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要永远坚持你的优势，包括对运营和财务的控制。另外就是坚持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化发展正在刺激更多对新能源的要求，脱碳的要求，我们的电动汽车、基建、电子材料业务，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客户也可以通过移动端随时访问我们的包装学院进行创新。再就是以人为本。在危机管理处置当中，没有一个全球的指令可以帮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办公室，要靠第一线的人听取多元的声音，把危化解，把机会紧紧抓住。
王昉：再问问埃森哲的朱虹，埃森哲是全球性咨询顾问公司，客户遍及全球，之前和你的交流中，感觉你对逆全球化的说法似乎有不一样的理解？
朱虹：
过去三年，疫情反复和地缘政治的动荡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从我们咨询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技术革命的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10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它。中国过去10年数字经济发展很快，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万亿，占GDP将近四成，接下来会越来越快。
疫情让我们很难受，但是疫情倒逼了多少数字化转型——整个生命科学、疫苗研发的加速、互联网医疗的爆发性增长，也算是获益于疫情的反复。企业怎样拥抱新技术变化，是关键的挑战。大家很多说逆全球化、缓全球化，在今年1月份冬季达沃斯会论坛上，围绕这一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在最近的上海进博会期间，拜访了所有跨国公司展台。我发现，对所有的To B和To C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的去留都不是轻易的抉择，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市场。而中国企业的出海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脚步，只要是优秀的中国企业都希望出海，海外市场可以带来新的增长点，提升全球竞争力。
基于所有这些，我们比较有信心说，全球化仍然是大部分企业秉承的信念和理念。只是在这样的逆风和不确定因素下，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打造新的成长曲线，变得非常重要。
王昉：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信号。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2022年11月可能是逆全球化浪潮再度发生逆转的起点，因为东盟（ASEAN）、COP27、G20等国际会议都在这个月召开，证明政府之间有互相对话的需求。还有就是各国之间原材料和市场的彼此依赖度如此之高，过去几年去全球化的代价如此之大，使得最近出现了不少再全球化的趋势。晓勤，之前跟你沟通的时候，你提到了陶氏中国的反向创新，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再全球化。
褚晓勤：在中国，我们过去会更多在应用和产品上着力，现在重点看怎么帮助社会脱碳，达到可持续增长的目标。比如我们跟立白携手解决塑料循环的可回收，和美团单车合作做可回收的单车轮，把它们变成运动场。在汽车行业，我们在看低碳会怎样唤醒轻量化、电动化的需要。我们和汽车领域的本地伙伴研发的材料，不仅很好服务了本土市场，同时在反向推广到欧洲和美国。以前是在中国为中国，现在更多的是在中国为世界，这是很好的全球化的案例。
王昉：中兴通讯也强调要建立供应链上的生态，对合作伙伴变得更加开放，崔丽你提到了一个新长板理论。
崔丽：未来企业要遵循新长板理论，找到自己的定位，用合作伙伴的长板补自己的短板。在重建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解决产业共同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大企业面临的课题。中国有着极大的规模，这种规模效益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刚刚埃森哲的朱虹说，数字化浪潮已经不可逆转了。企业在乌卡时代如何变得更敏捷、灵性、韧性？很重要就是数字化转型。这符合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包括消除数字鸿沟。
王昉：构建开放的合作生态、在技术上始终走在前方，如果在华企业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仍然是所有企业不可错过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女性在沟通方面自带一些优势，在座各位在企业内部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想问问中兴通讯的崔丽，你外表非常知性，不过朋友圈里的你也玩拳击和摇滚，这种多重气质是否能帮助你与企业中不同的人打交道？
崔丽：我觉得没有必要立人设，人设一定会塌。我自己信奉的是，逆人性做人，顺人性做事。有几点很关键，第一就是简单带来信任，公开透明带来信任。第二就是尊重专业，其实在我们高科技企业里面，权威不太重要，我们有三万多高质量的研发人员，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何让他们发挥自身的作用，远远比权威重要。第三，始终开放，兼容并蓄，一个封闭的系统是熵增，最后走向灭亡。我为什么喜欢参加《财富》的活动，就是可以吸取各方面的营养。第四就是与时俱进。最后补充一句，我个人认为持续带领团队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是达成共识的最好办法。
王昉：今天我们都面对信息过载，过多的信息反而会变成认知的鸿沟。我想问问伦交所的陈芳，你的公司是提供数据的，在如何更好地吸收有用信息、屏蔽噪音方面，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陈芳：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是最优先要考虑的部分，确保数据源是可靠的、稳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大数据时代，数据标准化非常重要，标准化的数据才容易做加工，帮助机器学习。最后，分析型的数据一定会取代原始数据，这是一个趋势。原始数据类似于石油、天然气、木材、化石等这类最底层的材料，只有在加工以后才能为人所用。对于我们女性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拿到具有洞察力的数据，减少研判时间，快速准确地决策。
现场观众提问：再全球化和之前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陶氏的褚总，你刚刚说要将中国的创新带到全球，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褚晓勤：怎么样重新建立信任？这是下一个时代对领导力提出的问题。领导是不是权威？是不是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未必。这个时代，你更多需要一些同理心，倾听客户在想什么，员工在想什么，不光是听，更多要理解。怎么更好地做服务型领导，而不是权威型领导？这需要我们建立连接，连接才能带来透明，透明才能带来信任。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handle ambiguity（处理模棱两可的处境）。未来没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yes或no，很多问题的回答可能是“yes”，但又紧跟着“同时你又要考虑”——考虑怎么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在走得坚定的路上又要比较敏感地识别和快速管理风险。其实我们女性是擅长这一点的，在这个时代，这也是女性领导者应该做得更多的地方。
朱虹：对于“ambiguity”（模棱两可的处境）这一点上，我想补充一句：You can choose not to be confused（你可以选择不被“绕晕”）。
王昉：很值得深思的一句话。如朱虹所说，全球化的脚步或许并没有完全停止过，始终都在前进，未来可能会变换形式继续前进。如果说第一轮全球化是建立在资本逐利的冲动之下，那么下一轮全球化可能是更多建立在互信、同理心、善意沟通、共同成长上。当我们的日常生活终于回归正常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和各家跨国企业能够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返回到繁荣增长、合作包容的轨道。■
王昉：首先请问中兴通讯的崔丽，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令中兴经历了比较困难的几年。中兴内部怎样看待这个波折？怎么把危机转变成一个提升自身能力的机遇？
崔丽：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说的那样，活下来不是最强的，是最能适应变化的。我分享的经验是，行胜于言，遭遇危机之后，讲再多的话都没有用，扛过危机、实现企业进化更重要。这里有四点很重要，一是危机面前能够扛得住，更好地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二是机会面前能够抓得住，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真正到来的时候，考验的是企业的技术、产品、运营效率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三是抵得住诱惑，因为战略就是取舍，取很简单，关键在于如何认清资源约束，更好地规划。四是大役面前要站得住。
王昉：你曾经说过，中兴在这次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变成了全球一流的合规企业，这个能否展开说说？
崔丽：合规不仅仅是要满足某一个国家的规则，与之做交易的任何国家的规则都要遵守，比如欧盟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法规》）、反商业贿赂法规等等，这是所有跨国企业必须面临的事情。认清红线是基本。你要知道红线在哪里，还要知道红线相对模糊时，自身的风险偏好，以及怎样在不触碰红线的情况下获得更大机会。中兴已经把合规内化、数字化，这样可以更高效、更便捷、更透明地指导企业运营。
王昉：这是在逆风中锻炼内功。请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陈芳，我们观察到，过去几年国内企业到海外融资的脚步慢了很多，那么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如何？能否分享你们掌握的一些数据，从中看一看逆全球化对商业造成的影响？
陈芳：
请大家回忆一下，2006年有一本知名的书《世界是平的》，其中构建了非常美好的全球化世界，但就在这本书问世之后的2007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开始放缓全球化的进程。2007年以前的10年，全世界的全球化水平上涨了19%，2007年之后的12年里，仅仅上涨了6%。2020年，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和新冠造成的不确定因素中，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资金的流动突然频繁起来。有另外一组数据显示，资金更加偏向朝着中国、美国这类稳定的市场流动。2021年累计净流入美国市场的基金规模是13万亿，较前一年增长一倍，流入中国的基金是将近7000亿美元。今年以来，欧洲有些国家比如英法出现持续性的资金流出，俄罗斯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二季度开始流出。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逆全球化的情况在发生，不过资本在最近三年里流动更加频繁，从规模上看不到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投资决策的角度上来讲，资本更加倾向于流向稳定、发达的市场，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确定性。
王昉：陶氏是台上四家跨国公司中，实体经济的代表，请问陶氏的褚晓勤，在过去几年供应链混乱、极端天气、地缘动荡当中，你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褚晓勤：
过去几年，地缘政治、经济下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危，疫情管控和供应链的中断造成了物流的停滞，今年上半年的封控和厂区闭环管理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挑战。但陶氏在125年中的全球化布局，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资源。我们在全球多个产地有原材料和制造的布局，可以让我们在变化中不断做出灵活的安排，看原材料的价格情况怎么样、市场的供需怎么样，我们可以对产地做生产能力和生产计划的调整，通过跟我们的供应链上下游伙伴、客户紧密联系，有了问题一起合力、一起协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要永远坚持你的优势，包括对运营和财务的控制。另外就是坚持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化发展正在刺激更多对新能源的要求，脱碳的要求，我们的电动汽车、基建、电子材料业务，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客户也可以通过移动端随时访问我们的包装学院进行创新。再就是以人为本。在危机管理处置当中，没有一个全球的指令可以帮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办公室，要靠第一线的人听取多元的声音，把危化解，把机会紧紧抓住。
王昉：再问问埃森哲的朱虹，埃森哲是全球性咨询顾问公司，客户遍及全球，之前和你的交流中，感觉你对逆全球化的说法似乎有不一样的理解？
朱虹：
过去三年，疫情反复和地缘政治的动荡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从我们咨询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技术革命的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10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它。中国过去10年数字经济发展很快，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万亿，占GDP将近四成，接下来会越来越快。
疫情让我们很难受，但是疫情倒逼了多少数字化转型——整个生命科学、疫苗研发的加速、互联网医疗的爆发性增长，也算是获益于疫情的反复。企业怎样拥抱新技术变化，是关键的挑战。大家很多说逆全球化、缓全球化，在今年1月份冬季达沃斯会论坛上，围绕这一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在最近的上海进博会期间，拜访了所有跨国公司展台。我发现，对所有的To B和To C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的去留都不是轻易的抉择，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市场。而中国企业的出海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脚步，只要是优秀的中国企业都希望出海，海外市场可以带来新的增长点，提升全球竞争力。
基于所有这些，我们比较有信心说，全球化仍然是大部分企业秉承的信念和理念。只是在这样的逆风和不确定因素下，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打造新的成长曲线，变得非常重要。
王昉：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信号。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2022年11月可能是逆全球化浪潮再度发生逆转的起点，因为东盟（ASEAN）、COP27、G20等国际会议都在这个月召开，证明政府之间有互相对话的需求。还有就是各国之间原材料和市场的彼此依赖度如此之高，过去几年去全球化的代价如此之大，使得最近出现了不少再全球化的趋势。晓勤，之前跟你沟通的时候，你提到了陶氏中国的反向创新，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再全球化。
褚晓勤：在中国，我们过去会更多在应用和产品上着力，现在重点看怎么帮助社会脱碳，达到可持续增长的目标。比如我们跟立白携手解决塑料循环的可回收，和美团单车合作做可回收的单车轮，把它们变成运动场。在汽车行业，我们在看低碳会怎样唤醒轻量化、电动化的需要。我们和汽车领域的本地伙伴研发的材料，不仅很好服务了本土市场，同时在反向推广到欧洲和美国。以前是在中国为中国，现在更多的是在中国为世界，这是很好的全球化的案例。
王昉：中兴通讯也强调要建立供应链上的生态，对合作伙伴变得更加开放，崔丽你提到了一个新长板理论。
崔丽：未来企业要遵循新长板理论，找到自己的定位，用合作伙伴的长板补自己的短板。在重建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解决产业共同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大企业面临的课题。中国有着极大的规模，这种规模效益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刚刚埃森哲的朱虹说，数字化浪潮已经不可逆转了。企业在乌卡时代如何变得更敏捷、灵性、韧性？很重要就是数字化转型。这符合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包括消除数字鸿沟。
王昉：构建开放的合作生态、在技术上始终走在前方，如果在华企业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仍然是所有企业不可错过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女性在沟通方面自带一些优势，在座各位在企业内部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想问问中兴通讯的崔丽，你外表非常知性，不过朋友圈里的你也玩拳击和摇滚，这种多重气质是否能帮助你与企业中不同的人打交道？
崔丽：我觉得没有必要立人设，人设一定会塌。我自己信奉的是，逆人性做人，顺人性做事。有几点很关键，第一就是简单带来信任，公开透明带来信任。第二就是尊重专业，其实在我们高科技企业里面，权威不太重要，我们有三万多高质量的研发人员，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何让他们发挥自身的作用，远远比权威重要。第三，始终开放，兼容并蓄，一个封闭的系统是熵增，最后走向灭亡。我为什么喜欢参加《财富》的活动，就是可以吸取各方面的营养。第四就是与时俱进。最后补充一句，我个人认为持续带领团队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是达成共识的最好办法。
王昉：今天我们都面对信息过载，过多的信息反而会变成认知的鸿沟。我想问问伦交所的陈芳，你的公司是提供数据的，在如何更好地吸收有用信息、屏蔽噪音方面，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陈芳：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是最优先要考虑的部分，确保数据源是可靠的、稳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大数据时代，数据标准化非常重要，标准化的数据才容易做加工，帮助机器学习。最后，分析型的数据一定会取代原始数据，这是一个趋势。原始数据类似于石油、天然气、木材、化石等这类最底层的材料，只有在加工以后才能为人所用。对于我们女性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拿到具有洞察力的数据，减少研判时间，快速准确地决策。
现场观众提问：再全球化和之前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陶氏的褚总，你刚刚说要将中国的创新带到全球，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褚晓勤：怎么样重新建立信任？这是下一个时代对领导力提出的问题。领导是不是权威？是不是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未必。这个时代，你更多需要一些同理心，倾听客户在想什么，员工在想什么，不光是听，更多要理解。怎么更好地做服务型领导，而不是权威型领导？这需要我们建立连接，连接才能带来透明，透明才能带来信任。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handle ambiguity（处理模棱两可的处境）。未来没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yes或no，很多问题的回答可能是“yes”，但又紧跟着“同时你又要考虑”——考虑怎么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在走得坚定的路上又要比较敏感地识别和快速管理风险。其实我们女性是擅长这一点的，在这个时代，这也是女性领导者应该做得更多的地方。
朱虹：对于“ambiguity”（模棱两可的处境）这一点上，我想补充一句：You can choose not to be confused（你可以选择不被“绕晕”）。
王昉：很值得深思的一句话。如朱虹所说，全球化的脚步或许并没有完全停止过，始终都在前进，未来可能会变换形式继续前进。如果说第一轮全球化是建立在资本逐利的冲动之下，那么下一轮全球化可能是更多建立在互信、同理心、善意沟通、共同成长上。当我们的日常生活终于回归正常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和各家跨国企业能够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返回到繁荣增长、合作包容的轨道。■
读者评论OR
读者评论
OR
分享：
每日头条
OR
最新资讯
OR
热门排行榜
OR
OR品牌理念
■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OR 新媒体是一个提供时政、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资讯的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阅读体验。网站的网址是oror.vip，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