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一波空袭，此举正值真主党领导人发表讲话，称以色列两天来针对真主党成员的袭击事件无异于宣战。
发布日期：2024-09-20 11:31
王英良
■过去的12个月，多达500家中国企业已经悄悄把总部搬到新加坡或在新加坡注册。在中美关系紧张升级的背景下，此举是为了对冲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
作者认为这一行为是效仿快时尚网络零售商希音（Shein）、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Nio）和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开域（Cue）。后三者是首批把母公司或全球总部转移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上市、收购新加坡本地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公司的典型。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安身”不是新现象，但资深银行家们表示，随着西方加强对中国企业审查，中国内地企业争相前往新加坡设立控股公司，以使自身未来有保障，现在这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热潮。
客观讲，所有商业行为体均不可能回避“在商言商”的寻利本性，或者说，所有商业行为其实都是为了通过交易寻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与内地的融合目前在加速，甚至香港的未来发展都在被积极设计，以融入到内地大湾区、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规划中。由于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不得不寻求“避风港”。在疫情限制对外交流的背景下，内地企业的选择面收窄，其中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重要选项。新加坡传统的经济支柱是贸易、航运和金融，其法治环境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其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人才、资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税务等领域，新加坡既对标香港又在超越香港，寻求塑造更强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总体看，新加坡政府是野心勃勃的，希望在中国经济受到疫情钳制、发展速度出现空前放缓的背景下，着力利用人们的不安情绪，吸收中国富人资本以及头部公司布局落地亚太总部，并推动相应领域的收并购，通过优惠政策撬动中国先进要素转移到新加坡。通过这一方式，新加坡吸引了巨额的中国投资资本，企业和私人的海量财富不间断地向新加坡转移，如此，新加坡逐渐对香港形成了竞争优势，而这些压力，香港以及内地政治精英是能够感觉到的。
对比之下，香港虽然在加大力度吸引内地资本和精英来港，并以营销方式宣传其在教育和福利层面的优势，但目前的疫情阻碍了大陆居民前往香港，也削弱了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联。尤其近期香港毗邻的广州和深圳均爆发了大规模感染，以及政府严控导致的一系列新闻，这使得要素流动受阻，香港作为重要经济腹地的流动性受到明显削弱。在这背景下，由于存在疫情以及政策带来的优势抵消，香港很难同新加坡同台竞争。此外，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其自主性会受到中央限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盟友等方面的全方位动员，尽可能地吸收优质资产和要素发展本国实力。从这一层面看，香港与新加坡两地两城不在一个量级上。
目前看，香港的发展受到或明或暗的因素限制比较多，在全球经济转型以及人才政策和资本政策方面，并不能如新加坡那样放手一搏。新加坡则趁机稳稳地抓住了资本和人才这两大要素，还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尤其是加密货币）方面重点发力。如果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总部不受干预地流入新加坡，那么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市均会感受到压力。此外，新加坡属弹丸之地，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马六甲航道，由于属于商业航道，在和平时期很难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核心，但香港由于背靠内陆，大国产生的各类冲突都可能在这里汇聚。特殊的政治形态使大陆与香港的积极与消极要素均会相会融通，产生各类效应。
对中国而言，香港的经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香港长期作为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都能够左右中国重要城市的经济。但在目前环境下，香港虽然基础雄厚，大陆对其依赖度已走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资主要通过香港渠道获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联以香港为枢纽，广东、北京、上海的主要商业地标均由香港富豪家族援助或投资，此盛况一去不复返。最近几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地产经济积重难返、年轻人对香港的失落和失望等问题，使很多香港本地人尤其是青年对香港的信心在衰减。“香港对年轻人不友好”，这种信任分裂和衰退很难不在激烈的大国冲突中为对手所利用。
不容否认，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跨国公司通向中国大陆和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之一。从交通看，香港紧接区内多个重要市场，亚洲主要商业城市都在四小时航程范围内。此外，由100多家航空公司经营的多条航线能直达全球约190个地点，五小时航程范围更覆盖全球逾半数人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产生了极强的商业红利。目前有9000多家企业和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要商务据点，并积极投放多项策略性发展项目，包括零售、营运、研发、分销、地区总部及企业财资中心等。而在2022年9月，最新出炉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晋升至第三名，纽约和伦敦在这个排行榜上依然高居第一和第二，香港屈居第四，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和转折。
不仅金融在走弱，香港的经济预期也在低走。香港政府在11月11日公布第三季经济收缩扩大至4.5%，并再度下调全年经济预测至收缩3.2%，差于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香港经济前景不乐观。为提振香港的知名度，香港在11月1-3日举办了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紧接着在11月4-6日举办了国际七人榄球赛，特首李家超在11月8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形容，这两星期香港充满活力和动力，是国际舞台上的金融中心。这种措辞及其定性，其实反映了港府最高长官对香港地位是有隐忧的。
香港走弱的一个原因在于要素流通阻塞。目前，香港在入境上依然实行“0+3红、黄码”，港府认为这样可以有效管控疫情，因此不会取消相关安排以及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11月的调查显示，有66%受访者不同意继续实施“限聚令”；并有高达82.6%受访者表示，不同意继续实施手机“疫苗通行证”对控制新冠疫情有实际作用。但新加坡政府已经完全放开国内旅游以及人群社交、集聚，新加坡的防疫政策走向宽松。从8月28日晚11时59分起，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即使没有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抵境后也不再须履行七天居家政策，但仍须在行前两天内取得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此外，所有未完成接种的13岁及以上长期证件持有者和短期访客，无需再申请入境许可。在疫情等作用下，香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即所谓的“润”（Run）。不得已，香港政府向内地加速了以投资和人才移民为主的“人口吸纳”计划，目的是为了避免本地精英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城市发展后续乏力。
此外，美国因素不容忽视，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使转移到香港的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依然会面临美国施加的长臂管辖，但处于东盟的新加坡就不会受到这种制裁。所以在非敏感技术产业，头部公司将全球总部或者亚太区域总部设置在新加坡是相对安全的。在另一些领域，如光伏领域，由于美国开启了《清洁竞争法案》（CCA），这导致一批分布在新加坡等地的中资光伏企业要么选择失去美国市场，要么选择搬迁到美国投产。所以在中美产业竞争环境下，在新加坡经营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再不济也可当作出海的一个“跳板”。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新加坡在企业的战略投资方向的权重会越发突出。
在高风险社会中，企业和私人必须面对如何实现资本保值和升值的问题。现实中，任何企业都无法突破地缘和国家竞争形成的偏好选择限制。在资本转移方面，企业家一般会进行理性调研和审慎评估。吸引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落户是任何一个城市和国家大力招商引资的重要选项。而诸多的现实显示，新加坡对香港，因为具备“离岸优势”，总体更胜一筹。未来看，香港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大陆的依赖，而非相反。目前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总体上会更加适合跨国公司。港新两地的竞争，至少在短期内，香港的动能和优势是受限制的。“狮子山精神”如何抵消大国竞争和疫情袭扰带来的劣势，在与其他的强城竞争中确保优势，重塑“不管风吹浪打，不减我泼天富贵”的豪气和实力，是新旧香港人应该思考的。■
作者认为这一行为是效仿快时尚网络零售商希音（Shein）、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Nio）和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开域（Cue）。后三者是首批把母公司或全球总部转移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上市、收购新加坡本地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公司的典型。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安身”不是新现象，但资深银行家们表示，随着西方加强对中国企业审查，中国内地企业争相前往新加坡设立控股公司，以使自身未来有保障，现在这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热潮。
客观讲，所有商业行为体均不可能回避“在商言商”的寻利本性，或者说，所有商业行为其实都是为了通过交易寻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与内地的融合目前在加速，甚至香港的未来发展都在被积极设计，以融入到内地大湾区、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规划中。由于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不得不寻求“避风港”。在疫情限制对外交流的背景下，内地企业的选择面收窄，其中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重要选项。新加坡传统的经济支柱是贸易、航运和金融，其法治环境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其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人才、资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税务等领域，新加坡既对标香港又在超越香港，寻求塑造更强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总体看，新加坡政府是野心勃勃的，希望在中国经济受到疫情钳制、发展速度出现空前放缓的背景下，着力利用人们的不安情绪，吸收中国富人资本以及头部公司布局落地亚太总部，并推动相应领域的收并购，通过优惠政策撬动中国先进要素转移到新加坡。通过这一方式，新加坡吸引了巨额的中国投资资本，企业和私人的海量财富不间断地向新加坡转移，如此，新加坡逐渐对香港形成了竞争优势，而这些压力，香港以及内地政治精英是能够感觉到的。
对比之下，香港虽然在加大力度吸引内地资本和精英来港，并以营销方式宣传其在教育和福利层面的优势，但目前的疫情阻碍了大陆居民前往香港，也削弱了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联。尤其近期香港毗邻的广州和深圳均爆发了大规模感染，以及政府严控导致的一系列新闻，这使得要素流动受阻，香港作为重要经济腹地的流动性受到明显削弱。在这背景下，由于存在疫情以及政策带来的优势抵消，香港很难同新加坡同台竞争。此外，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其自主性会受到中央限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盟友等方面的全方位动员，尽可能地吸收优质资产和要素发展本国实力。从这一层面看，香港与新加坡两地两城不在一个量级上。
目前看，香港的发展受到或明或暗的因素限制比较多，在全球经济转型以及人才政策和资本政策方面，并不能如新加坡那样放手一搏。新加坡则趁机稳稳地抓住了资本和人才这两大要素，还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尤其是加密货币）方面重点发力。如果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总部不受干预地流入新加坡，那么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市均会感受到压力。此外，新加坡属弹丸之地，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马六甲航道，由于属于商业航道，在和平时期很难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核心，但香港由于背靠内陆，大国产生的各类冲突都可能在这里汇聚。特殊的政治形态使大陆与香港的积极与消极要素均会相会融通，产生各类效应。
对中国而言，香港的经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香港长期作为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都能够左右中国重要城市的经济。但在目前环境下，香港虽然基础雄厚，大陆对其依赖度已走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资主要通过香港渠道获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联以香港为枢纽，广东、北京、上海的主要商业地标均由香港富豪家族援助或投资，此盛况一去不复返。最近几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地产经济积重难返、年轻人对香港的失落和失望等问题，使很多香港本地人尤其是青年对香港的信心在衰减。“香港对年轻人不友好”，这种信任分裂和衰退很难不在激烈的大国冲突中为对手所利用。
不容否认，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跨国公司通向中国大陆和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之一。从交通看，香港紧接区内多个重要市场，亚洲主要商业城市都在四小时航程范围内。此外，由100多家航空公司经营的多条航线能直达全球约190个地点，五小时航程范围更覆盖全球逾半数人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产生了极强的商业红利。目前有9000多家企业和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要商务据点，并积极投放多项策略性发展项目，包括零售、营运、研发、分销、地区总部及企业财资中心等。而在2022年9月，最新出炉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晋升至第三名，纽约和伦敦在这个排行榜上依然高居第一和第二，香港屈居第四，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和转折。
不仅金融在走弱，香港的经济预期也在低走。香港政府在11月11日公布第三季经济收缩扩大至4.5%，并再度下调全年经济预测至收缩3.2%，差于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香港经济前景不乐观。为提振香港的知名度，香港在11月1-3日举办了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紧接着在11月4-6日举办了国际七人榄球赛，特首李家超在11月8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形容，这两星期香港充满活力和动力，是国际舞台上的金融中心。这种措辞及其定性，其实反映了港府最高长官对香港地位是有隐忧的。
香港走弱的一个原因在于要素流通阻塞。目前，香港在入境上依然实行“0+3红、黄码”，港府认为这样可以有效管控疫情，因此不会取消相关安排以及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11月的调查显示，有66%受访者不同意继续实施“限聚令”；并有高达82.6%受访者表示，不同意继续实施手机“疫苗通行证”对控制新冠疫情有实际作用。但新加坡政府已经完全放开国内旅游以及人群社交、集聚，新加坡的防疫政策走向宽松。从8月28日晚11时59分起，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即使没有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抵境后也不再须履行七天居家政策，但仍须在行前两天内取得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此外，所有未完成接种的13岁及以上长期证件持有者和短期访客，无需再申请入境许可。在疫情等作用下，香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即所谓的“润”（Run）。不得已，香港政府向内地加速了以投资和人才移民为主的“人口吸纳”计划，目的是为了避免本地精英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城市发展后续乏力。
此外，美国因素不容忽视，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使转移到香港的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依然会面临美国施加的长臂管辖，但处于东盟的新加坡就不会受到这种制裁。所以在非敏感技术产业，头部公司将全球总部或者亚太区域总部设置在新加坡是相对安全的。在另一些领域，如光伏领域，由于美国开启了《清洁竞争法案》（CCA），这导致一批分布在新加坡等地的中资光伏企业要么选择失去美国市场，要么选择搬迁到美国投产。所以在中美产业竞争环境下，在新加坡经营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再不济也可当作出海的一个“跳板”。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新加坡在企业的战略投资方向的权重会越发突出。
在高风险社会中，企业和私人必须面对如何实现资本保值和升值的问题。现实中，任何企业都无法突破地缘和国家竞争形成的偏好选择限制。在资本转移方面，企业家一般会进行理性调研和审慎评估。吸引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落户是任何一个城市和国家大力招商引资的重要选项。而诸多的现实显示，新加坡对香港，因为具备“离岸优势”，总体更胜一筹。未来看，香港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大陆的依赖，而非相反。目前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总体上会更加适合跨国公司。港新两地的竞争，至少在短期内，香港的动能和优势是受限制的。“狮子山精神”如何抵消大国竞争和疫情袭扰带来的劣势，在与其他的强城竞争中确保优势，重塑“不管风吹浪打，不减我泼天富贵”的豪气和实力，是新旧香港人应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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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6 16:03
商业与经济
新加坡在与香港的竞争中优势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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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吸引跨国公司全球或区域总部落户是任何一个城市和国家招商引资的重要选项。新加坡对香港，因为具备“离岸优势”，总体更胜一筹。
王英良
■过去的12个月，多达500家中国企业已经悄悄把总部搬到新加坡或在新加坡注册。在中美关系紧张升级的背景下，此举是为了对冲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
作者认为这一行为是效仿快时尚网络零售商希音（Shein）、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Nio）和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开域（Cue）。后三者是首批把母公司或全球总部转移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上市、收购新加坡本地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公司的典型。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安身”不是新现象，但资深银行家们表示，随着西方加强对中国企业审查，中国内地企业争相前往新加坡设立控股公司，以使自身未来有保障，现在这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热潮。
客观讲，所有商业行为体均不可能回避“在商言商”的寻利本性，或者说，所有商业行为其实都是为了通过交易寻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与内地的融合目前在加速，甚至香港的未来发展都在被积极设计，以融入到内地大湾区、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规划中。由于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不得不寻求“避风港”。在疫情限制对外交流的背景下，内地企业的选择面收窄，其中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重要选项。新加坡传统的经济支柱是贸易、航运和金融，其法治环境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其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人才、资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税务等领域，新加坡既对标香港又在超越香港，寻求塑造更强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总体看，新加坡政府是野心勃勃的，希望在中国经济受到疫情钳制、发展速度出现空前放缓的背景下，着力利用人们的不安情绪，吸收中国富人资本以及头部公司布局落地亚太总部，并推动相应领域的收并购，通过优惠政策撬动中国先进要素转移到新加坡。通过这一方式，新加坡吸引了巨额的中国投资资本，企业和私人的海量财富不间断地向新加坡转移，如此，新加坡逐渐对香港形成了竞争优势，而这些压力，香港以及内地政治精英是能够感觉到的。
对比之下，香港虽然在加大力度吸引内地资本和精英来港，并以营销方式宣传其在教育和福利层面的优势，但目前的疫情阻碍了大陆居民前往香港，也削弱了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联。尤其近期香港毗邻的广州和深圳均爆发了大规模感染，以及政府严控导致的一系列新闻，这使得要素流动受阻，香港作为重要经济腹地的流动性受到明显削弱。在这背景下，由于存在疫情以及政策带来的优势抵消，香港很难同新加坡同台竞争。此外，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其自主性会受到中央限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盟友等方面的全方位动员，尽可能地吸收优质资产和要素发展本国实力。从这一层面看，香港与新加坡两地两城不在一个量级上。
目前看，香港的发展受到或明或暗的因素限制比较多，在全球经济转型以及人才政策和资本政策方面，并不能如新加坡那样放手一搏。新加坡则趁机稳稳地抓住了资本和人才这两大要素，还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尤其是加密货币）方面重点发力。如果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总部不受干预地流入新加坡，那么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市均会感受到压力。此外，新加坡属弹丸之地，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马六甲航道，由于属于商业航道，在和平时期很难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核心，但香港由于背靠内陆，大国产生的各类冲突都可能在这里汇聚。特殊的政治形态使大陆与香港的积极与消极要素均会相会融通，产生各类效应。
对中国而言，香港的经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香港长期作为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都能够左右中国重要城市的经济。但在目前环境下，香港虽然基础雄厚，大陆对其依赖度已走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资主要通过香港渠道获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联以香港为枢纽，广东、北京、上海的主要商业地标均由香港富豪家族援助或投资，此盛况一去不复返。最近几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地产经济积重难返、年轻人对香港的失落和失望等问题，使很多香港本地人尤其是青年对香港的信心在衰减。“香港对年轻人不友好”，这种信任分裂和衰退很难不在激烈的大国冲突中为对手所利用。
不容否认，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跨国公司通向中国大陆和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之一。从交通看，香港紧接区内多个重要市场，亚洲主要商业城市都在四小时航程范围内。此外，由100多家航空公司经营的多条航线能直达全球约190个地点，五小时航程范围更覆盖全球逾半数人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产生了极强的商业红利。目前有9000多家企业和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要商务据点，并积极投放多项策略性发展项目，包括零售、营运、研发、分销、地区总部及企业财资中心等。而在2022年9月，最新出炉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晋升至第三名，纽约和伦敦在这个排行榜上依然高居第一和第二，香港屈居第四，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和转折。
不仅金融在走弱，香港的经济预期也在低走。香港政府在11月11日公布第三季经济收缩扩大至4.5%，并再度下调全年经济预测至收缩3.2%，差于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香港经济前景不乐观。为提振香港的知名度，香港在11月1-3日举办了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紧接着在11月4-6日举办了国际七人榄球赛，特首李家超在11月8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形容，这两星期香港充满活力和动力，是国际舞台上的金融中心。这种措辞及其定性，其实反映了港府最高长官对香港地位是有隐忧的。
香港走弱的一个原因在于要素流通阻塞。目前，香港在入境上依然实行“0+3红、黄码”，港府认为这样可以有效管控疫情，因此不会取消相关安排以及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11月的调查显示，有66%受访者不同意继续实施“限聚令”；并有高达82.6%受访者表示，不同意继续实施手机“疫苗通行证”对控制新冠疫情有实际作用。但新加坡政府已经完全放开国内旅游以及人群社交、集聚，新加坡的防疫政策走向宽松。从8月28日晚11时59分起，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即使没有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抵境后也不再须履行七天居家政策，但仍须在行前两天内取得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此外，所有未完成接种的13岁及以上长期证件持有者和短期访客，无需再申请入境许可。在疫情等作用下，香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即所谓的“润”（Run）。不得已，香港政府向内地加速了以投资和人才移民为主的“人口吸纳”计划，目的是为了避免本地精英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城市发展后续乏力。
此外，美国因素不容忽视，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使转移到香港的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依然会面临美国施加的长臂管辖，但处于东盟的新加坡就不会受到这种制裁。所以在非敏感技术产业，头部公司将全球总部或者亚太区域总部设置在新加坡是相对安全的。在另一些领域，如光伏领域，由于美国开启了《清洁竞争法案》（CCA），这导致一批分布在新加坡等地的中资光伏企业要么选择失去美国市场，要么选择搬迁到美国投产。所以在中美产业竞争环境下，在新加坡经营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再不济也可当作出海的一个“跳板”。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新加坡在企业的战略投资方向的权重会越发突出。
在高风险社会中，企业和私人必须面对如何实现资本保值和升值的问题。现实中，任何企业都无法突破地缘和国家竞争形成的偏好选择限制。在资本转移方面，企业家一般会进行理性调研和审慎评估。吸引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落户是任何一个城市和国家大力招商引资的重要选项。而诸多的现实显示，新加坡对香港，因为具备“离岸优势”，总体更胜一筹。未来看，香港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大陆的依赖，而非相反。目前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总体上会更加适合跨国公司。港新两地的竞争，至少在短期内，香港的动能和优势是受限制的。“狮子山精神”如何抵消大国竞争和疫情袭扰带来的劣势，在与其他的强城竞争中确保优势，重塑“不管风吹浪打，不减我泼天富贵”的豪气和实力，是新旧香港人应该思考的。■
作者认为这一行为是效仿快时尚网络零售商希音（Shein）、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Nio）和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开域（Cue）。后三者是首批把母公司或全球总部转移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上市、收购新加坡本地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公司的典型。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安身”不是新现象，但资深银行家们表示，随着西方加强对中国企业审查，中国内地企业争相前往新加坡设立控股公司，以使自身未来有保障，现在这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热潮。
客观讲，所有商业行为体均不可能回避“在商言商”的寻利本性，或者说，所有商业行为其实都是为了通过交易寻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与内地的融合目前在加速，甚至香港的未来发展都在被积极设计，以融入到内地大湾区、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规划中。由于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不得不寻求“避风港”。在疫情限制对外交流的背景下，内地企业的选择面收窄，其中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重要选项。新加坡传统的经济支柱是贸易、航运和金融，其法治环境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其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人才、资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税务等领域，新加坡既对标香港又在超越香港，寻求塑造更强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总体看，新加坡政府是野心勃勃的，希望在中国经济受到疫情钳制、发展速度出现空前放缓的背景下，着力利用人们的不安情绪，吸收中国富人资本以及头部公司布局落地亚太总部，并推动相应领域的收并购，通过优惠政策撬动中国先进要素转移到新加坡。通过这一方式，新加坡吸引了巨额的中国投资资本，企业和私人的海量财富不间断地向新加坡转移，如此，新加坡逐渐对香港形成了竞争优势，而这些压力，香港以及内地政治精英是能够感觉到的。
对比之下，香港虽然在加大力度吸引内地资本和精英来港，并以营销方式宣传其在教育和福利层面的优势，但目前的疫情阻碍了大陆居民前往香港，也削弱了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联。尤其近期香港毗邻的广州和深圳均爆发了大规模感染，以及政府严控导致的一系列新闻，这使得要素流动受阻，香港作为重要经济腹地的流动性受到明显削弱。在这背景下，由于存在疫情以及政策带来的优势抵消，香港很难同新加坡同台竞争。此外，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其自主性会受到中央限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盟友等方面的全方位动员，尽可能地吸收优质资产和要素发展本国实力。从这一层面看，香港与新加坡两地两城不在一个量级上。
目前看，香港的发展受到或明或暗的因素限制比较多，在全球经济转型以及人才政策和资本政策方面，并不能如新加坡那样放手一搏。新加坡则趁机稳稳地抓住了资本和人才这两大要素，还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尤其是加密货币）方面重点发力。如果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总部不受干预地流入新加坡，那么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市均会感受到压力。此外，新加坡属弹丸之地，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马六甲航道，由于属于商业航道，在和平时期很难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核心，但香港由于背靠内陆，大国产生的各类冲突都可能在这里汇聚。特殊的政治形态使大陆与香港的积极与消极要素均会相会融通，产生各类效应。
对中国而言，香港的经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香港长期作为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都能够左右中国重要城市的经济。但在目前环境下，香港虽然基础雄厚，大陆对其依赖度已走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资主要通过香港渠道获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联以香港为枢纽，广东、北京、上海的主要商业地标均由香港富豪家族援助或投资，此盛况一去不复返。最近几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地产经济积重难返、年轻人对香港的失落和失望等问题，使很多香港本地人尤其是青年对香港的信心在衰减。“香港对年轻人不友好”，这种信任分裂和衰退很难不在激烈的大国冲突中为对手所利用。
不容否认，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跨国公司通向中国大陆和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之一。从交通看，香港紧接区内多个重要市场，亚洲主要商业城市都在四小时航程范围内。此外，由100多家航空公司经营的多条航线能直达全球约190个地点，五小时航程范围更覆盖全球逾半数人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产生了极强的商业红利。目前有9000多家企业和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要商务据点，并积极投放多项策略性发展项目，包括零售、营运、研发、分销、地区总部及企业财资中心等。而在2022年9月，最新出炉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晋升至第三名，纽约和伦敦在这个排行榜上依然高居第一和第二，香港屈居第四，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和转折。
不仅金融在走弱，香港的经济预期也在低走。香港政府在11月11日公布第三季经济收缩扩大至4.5%，并再度下调全年经济预测至收缩3.2%，差于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香港经济前景不乐观。为提振香港的知名度，香港在11月1-3日举办了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紧接着在11月4-6日举办了国际七人榄球赛，特首李家超在11月8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形容，这两星期香港充满活力和动力，是国际舞台上的金融中心。这种措辞及其定性，其实反映了港府最高长官对香港地位是有隐忧的。
香港走弱的一个原因在于要素流通阻塞。目前，香港在入境上依然实行“0+3红、黄码”，港府认为这样可以有效管控疫情，因此不会取消相关安排以及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11月的调查显示，有66%受访者不同意继续实施“限聚令”；并有高达82.6%受访者表示，不同意继续实施手机“疫苗通行证”对控制新冠疫情有实际作用。但新加坡政府已经完全放开国内旅游以及人群社交、集聚，新加坡的防疫政策走向宽松。从8月28日晚11时59分起，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即使没有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抵境后也不再须履行七天居家政策，但仍须在行前两天内取得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此外，所有未完成接种的13岁及以上长期证件持有者和短期访客，无需再申请入境许可。在疫情等作用下，香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即所谓的“润”（Run）。不得已，香港政府向内地加速了以投资和人才移民为主的“人口吸纳”计划，目的是为了避免本地精英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城市发展后续乏力。
此外，美国因素不容忽视，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使转移到香港的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依然会面临美国施加的长臂管辖，但处于东盟的新加坡就不会受到这种制裁。所以在非敏感技术产业，头部公司将全球总部或者亚太区域总部设置在新加坡是相对安全的。在另一些领域，如光伏领域，由于美国开启了《清洁竞争法案》（CCA），这导致一批分布在新加坡等地的中资光伏企业要么选择失去美国市场，要么选择搬迁到美国投产。所以在中美产业竞争环境下，在新加坡经营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再不济也可当作出海的一个“跳板”。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新加坡在企业的战略投资方向的权重会越发突出。
在高风险社会中，企业和私人必须面对如何实现资本保值和升值的问题。现实中，任何企业都无法突破地缘和国家竞争形成的偏好选择限制。在资本转移方面，企业家一般会进行理性调研和审慎评估。吸引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落户是任何一个城市和国家大力招商引资的重要选项。而诸多的现实显示，新加坡对香港，因为具备“离岸优势”，总体更胜一筹。未来看，香港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大陆的依赖，而非相反。目前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总体上会更加适合跨国公司。港新两地的竞争，至少在短期内，香港的动能和优势是受限制的。“狮子山精神”如何抵消大国竞争和疫情袭扰带来的劣势，在与其他的强城竞争中确保优势，重塑“不管风吹浪打，不减我泼天富贵”的豪气和实力，是新旧香港人应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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