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对新舆情，如何建立“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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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们需要有新的共识。当病毒已经发生了新的属性变化，为了实现“适度防控”这个目标，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都需要尽到各自的责任。如果一方要追求绝对的自由，然后把责任外包给其他人，这是不现实的。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导读】抗击新冠疫情进入第三年，各地随着疫情实际情况的变化对防控政策作出了不同的调整。在这三年里，网络舆情的变化也非常复杂与多元。

如何正确看待疫情防控中引发舆论热议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如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意的同时不被“流水”舆论所左右，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表示：“我们既要摒弃无视舆论的‘命令主义’,也要防止谁喊得响就听谁的‘尾巴主义’，在全社会凝聚起新的共识，迎接新冠疫情的挑战。”

记者：最近针对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引发了很多讨论，如果回顾疫情三年来的舆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反转”——2020年很多人说“疫情不是天灾是人祸”，而到了2022年人们又会觉得“病毒就是自然现象我们要与它共存”，不过这两种观点把批评的矛头分别指向政府的“不作为”和“作为”——您如何看待这种“反转”？

沈逸：首先，疫情防控是很特殊的一类公共政策。面对病毒，大家一致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很明显没有人能说这个病毒是对人类有益的。但是病毒有它自己的特性，它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待这样一个随着时间变化发展的事物，很难找到一条简单而不变的政策，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起某种心理预期——每一个阶段，我们的诉求都会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对于舆论的“反转”现象，我们不妨回到2020年初，去回顾三年来各种围绕新冠病毒的权威信息，在事实的基础上就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疫情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

“反转”往往指的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恰恰是公共政策讨论中比较忌讳的一点——给你两个极端的选择，然后让你的选择永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跳转。而实际上一个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的恰恰是一些灵活的蛇形机动调整，而不是那种急剧的短促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觉得两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实事求是，一个叫做因地制宜。

当然，要做到这两点对于能力体系的要求要比走极端高得多，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很多舆论在批判那种“既要又要全都要”的所谓“巨婴的选择”，但这种需求是人类本能的，我们无法完全否定其合理性。

但另一个方面，说实话并不存在一种政策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完全无损的。当我们配合一种政策进行疫情防控的时候，多多少少要带来一些东西——完全无损同时要求绝对安全，这种预期不说永远做不到，至少不可能分分钟、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到。

因此就需要我们去建设一种合理的“共识”——对于病毒的共识，包括对于所谓“共存”这个概念的共识。

记者：在最近的舆论中，围绕“共存”这个概念的争议很大，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所谓的“共存”？

沈逸：关于“共存”这个概念，我曾经请教过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所谓“共存”存在几个不同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存。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人和病毒都是上面的一种存在，因此很难把病毒在生物学意义上彻底消灭干净。其实这个维度很多时候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关心的是一种社会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共存”，即我们能够用某种方式去控制病毒给人类正常生活带来的干扰和破坏，从而让社会能够继续运行下去。

这种“共存”的含义就是对病毒造成的影响进行控制，把损失控制在人类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动态清零”也并非机械意义上的绝对清零，从这个意义上讲动态清零是迈向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存”的必由阶段——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找到控制病毒的方法，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当疫情在某地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套方法用上去，然后尽快摆脱，不用付出很高代价就可以很快恢复正常的运行状态。

因为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这样一种结果，就是我们所有人被动地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病毒像车轮一样一遍遍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完全遵循所谓“优胜劣汰”的方式，就像一些人在网络上说得那样“应死尽死”，这不是人类社会运行可以允许的，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让人更好地活下去，活得更长、更安全、更健康，这个目标是不变的。

我们看到的很多舆情实际上是对所谓“过度防疫”的一种厌倦情绪，这种“过度防疫”是大家认为这个政策所产生的的外溢成本已经远远高于它提供的收益。因此我们需要对这种过度的成分进行调整，但这不意味着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因为大家反对过度防疫，那我就反对防疫，主张不要防疫了，这是不对的。

记者：最近几天有一个说法传播很广，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就需要一种“主观能动性”。

沈逸：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主观能动性”。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朝着防控疫情的初衷，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各自有各自的责任。2020年初，我们对于防控是有共识的，到了2022年，我们需要有新的共识。

我认为现在大家一个共识是“防控是好的，过度防控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适度的防控”。在病毒已经发生了新的属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探索如何为了实现综合防控疫情和保障经济社会生活多种目标的前提下去实现“适度防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都需要尽到各自的责任。如果一方说我要追求绝对的自由，然后把责任外包给其他人，这是不现实的。

虽说“人人有责”，但是不同的主体承担责任的多少和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疫情防控中政府肯定是承担主导责任的，而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然是众口难调，不可能都是一片叫好之声。

而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举一个例子，差不多一周之前，网上比较主流的声音是说要求阳性轻症应该居家隔离，然后有人贴出了这个星期中这些人的心路历程变化——事实证明，很多人不满足居家隔离的要求，只要一栋楼有一个阳性，整个楼就会一点点蔓延开，在这个过程中会带来风险，这个风险就构成了居家隔离的成本，相当于不同的隔离方案的成本收益的比较，就需要个人进行判断。

另一方面会有人说方舱条件不好，那就努力去提高方舱的条件，但是无论怎么做资源是有约束的，不可能像一些人在网络上建议政府去建无数个ICU——即使有无限的ICU，我们也不可能原地创造出那么多配套的医护人员。

当舆论去提出自己的方案时，我们也要遵循理性的判断。

记者：不过有一点让很多人感到忧虑的是，疫情防控有其特殊性，刚才您也提到了，同一个人对于居家隔离的态度可以在一周之内发生180°变化，但是政策却很有可能是单行道，一旦放开就很难回到防控“清零”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政策调整和舆论变化之间的关系？

沈逸：我们在研究舆论和传播的时候，经常说“民意如流水”，意思是舆论的方向是不断变动的。这就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上说，政府在指定、执行和修订一项重要的政策时，舆论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作用。

首先我们应该排除掉的一种做法是，完全无视舆论；另一种也必须摒弃的就是，做啥事都看舆论中哪种声音最响，我就跟着去做。这两种做法在我党的话语中都有定论，前一种叫做“命令主义”，是脱离群众的表现；后一种叫做“尾巴主义”，“按闹分配”跟在群众后面成为一条“小尾巴”。反对这两种极端的做法，在党的历代领导人的各种表态和讲话中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

政府的职责在于制定一套政策的同时要把制定政策的依据和理由向民众说清楚，舆论中不能只有一个声音而没有对政策的解读。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对舆论进行识别，哪些反映的要求是合理的，政策的修订要基于合理的要求；而不是今天“意见领袖”说“我们要拆了方舱把省下的钱用来建ICU”，然后过一周又说“方舱是有必要的”，如此“折返跑”，没有自己的思维，显然这样的“遵从民意”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同时政府也有义务向民众解释和沟通，比如说为什么要建方舱？我们在谈论新冠的时候往往是在讨论一个“比例”——重症率、死亡率——这些比例对社会公共医疗资源的影响是什么。Bloomberg（彭博社）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做了一个假设，如果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从现在开始放弃一切政策完全不管了，放任奥密克戎传播，仅仅根据美国在已经死亡100万人和注射疫苗的前提下，将会有25%的人感染，也就是3.6亿人，按照1.6%的重症率和0.17%的死亡率，预期需要580万ICU床位，最终612,000多人死亡。而目前中国的ICU床位总数是6.7万。所以，彻底放弃就是我们一开始就需要排除的选项。

那么接下来就是疫情防控的三板斧——识别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路径——当发现阳性群体之后，如何控制传播？如何降低在病情发展的过程中转为重症的比例，确保ICU资源不被它击穿？靠什么去隔离这个群体？从防治传染病的一般经验上来说，方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选择。

这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用各种办法向民众去解释清楚。在必要的时候，相关主体需要承担一些委屈，这是不能赌气的，不能说受到了误解和抵触就干脆不管了，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把风险转嫁出去。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流浪地球》原著中结尾民众认为太阳爆炸是骗局，要处死“流浪地球”计划的执行者，后者宁愿冻死成为冰雕，也没有选择关掉地球发动机和叛军同归于尽，因为他们双方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凝聚社会的共识？我们看到在实际的舆论形成中，很多人的依据和观点往往来自于各种平台上的一些不太准确的概念，比如最早有人把新冠形容成“大号流感”，但到了最近，对于新冠的形容已经在很多人口中变成了“小感冒”。

沈逸：不仅是政府，各方都应该去做一些知识分享工作，消除建立在错误认知基础上的误解。

很多人习惯从一些信息平台上吸收一些良莠不齐、真假参半的信息，因此需要有比较权威的渠道和主流的媒体站出来，比如说出一个新冠病毒的系列纪录片，可以是很多集、很多季不断发布的，把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成果、顶级期刊上的文论包括国内前沿的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系统性、通俗性、分门别类地展示在民众面前。我们需要这样权威的传播，避免一些概念的以讹传讹。

为什么一些错误的概念在传播过程中会有市场？因为客观上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大家过的很不容易，于是民众会有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者说需要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所以当听到一些观点或者依据是和自己的这种愿望相符的，比如说“新冠就是小感冒”这样的误读，就特别容易去自我强化和主动传播，这也是人类认知中的客观规律。

我觉得在传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那种“懒人包”式的解释手段，因为很多术语它的意思和大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医学中说的“无症状”、“轻症”，和我们理解的“没有感觉”“病情很轻”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就像司法鉴定里的“轻伤”和我们说的“伤得很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这样的基础认知不校正，无法形成一个共识，那么舆论的争论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说不到一起去。

舆论在传播的过程中，当我们把情绪的东西撇开，就会发现很多的争议是基于误解、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权威的信息供给、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政策的反复解释，这样才能使民众把问题看清楚，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对政府的能力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原先我们说防控能力就是认为只要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有效防控就行了，现在我们发现在信息传递、生活保障这些方面都要同步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会发现不会有一个简单的、单一的答案——仿佛一个魔术按钮，我摁下去，所有问题都会一夜之间消失和解决。

记者：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舆情中那些具有“攻击性”，或者说“阴阳怪气”、“赌气”式的言论，包括一些趁机煽动制造社会混乱的现象？

沈逸：首先，我可以理解这种情绪。这就好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路怒症，其实就是谁先退5米的事儿，但是就会引起两辆车互不相让40分钟，不停摁喇叭，甚至爆发肢体冲突。人不可避免会情绪化，大家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在网上说完狠话之后心情就会好一点。

一方面，需要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注意情绪的疏导，包括普通大众也包括承受了很大压力的基层工作者。另一方面，从治理的角度上我们也要避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挑动对立的情绪来获取流量，甚至搞“左右互搏”、推动群体的撕裂。

当然，在这之中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运作”，那种具有“颜色革命”性质的别有用心的煽动。但这些因素始终居于次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常态化”存在的。首先，只要社会出现了负面情绪，这股势力一定会跳出来利用，但是负面情绪会不会甘心被利用，这是很难说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闻着味道不对就会警惕起来，对方也会很快暴露，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第二，我们看到这些“势力”现在的素质和“水平”也是江河日下，逐渐沦为他们自己媒体矩阵里的自娱自乐的“内循环”。

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保证在他们的干扰下，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做下去，把损害降到最低。

顺带说一句，在防控疫情的舆论中，我们需要防止出现那种本能的“我第三个包子吃饱了为什么要吃前两个包子”的情绪。我自己是做网络安全的，有的时候会面对一种经典的“安全困境”：如果你安全工作做得好，无事发生，别人会认为你毫无业绩；如果出事了，别人也会认为这是你工作做得不好。

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空间去讨论清零还是放开，本身就是建立在前期有效的防控挽救了巨大的生命损失的前提下。现在的情况是在确保病毒特性有了变化，疫苗和医疗技术有了改进的前提下，对政策进行调整，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控制疫情，实现防控绩效和成本之间的优化平衡，不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这样的变化需要各方共同去努力跟配合，因为任何情况下，政府在一定资源约束条件下，所做出的政策效果永远是有限的，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永远找得出来，但是需要我们相向而行，全社会形成抗击疫情的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彼此体谅、彼此配合，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