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有望超1000万辆。
发布日期：2024-09-20 18:56
王英良、布莱恩•黄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已持续近一年，俄罗斯大举对乌克兰用兵，反映出一种夹带莽撞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再配以国家安全体系所营造出的所谓“北约安全威胁”，以及对乌克兰抵抗意志和欧洲联合行动的彻底错判，令普京认定，必能通过迅速的军事行动将这个“边界问题”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同时，乌克兰民众成为这次大国博弈下最主要的受难者——乌克兰各大城镇遭受轰炸，战祸满目疮痍。一切都印证了在地缘政治冲突下，最无辜的平民必定要承受最大的伤害。
目前，冲突各方均出现“输”的局面。乌克兰面临经济、能源、人员、财富上的巨大损失；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削弱；美国远在大西洋彼岸，远离欧陆战场，不受战火波及，但经济也承受通胀的侵袭。总体而言，战争对全球化构成巨大且消极的冲击。冲突持续下去，俄罗斯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战略目标，而首当其冲的乌克兰，更难以获得足够的援助以实现复国和重建。俄乌冲突已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
对普京而言，这场战争乃是一次关乎其政治威信与俄罗斯国运的斗争，只能胜不能败。故此，即便在多方（包括中方）的外交沟通下，俄罗斯仍未彻底排除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无论是乌克兰军队在获得外部支持下施加强有力的反击，还是普京本人在国内遭受强硬派指责，亦或普京自身意愿所驱使。假若普京确实选择按下“核按钮”，届时将对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难保欧盟诸国不会在北约的支持下直接参与战事或施加“预防性打击”，令战事进一步升级。对经济正处于下行状态的中国来讲，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对产业链及全球经济所构成的挑战，绝对需要尽一切手段避免升级，不能低估其破坏性。
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存在所谓“和谈调停”论点，其假设是能通过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向俄罗斯与乌克兰施压，让两国重回谈判桌。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关键事实：在过去数年里，面对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的挑战，联合国的权威逐渐走向弱化甚至“边缘化”。其中，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单方面入侵行为，更开启了后冷战时期大国以“武力”解决“秩序性”问题的先例。俄罗斯这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步入了大国通过走向衰弱的模式。全球权力结构正面临调整的变数。调停确实符合各方利益，但调停的希望不能落在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动员能力处于衰退期的联合国上。
况且，如今拟议实施的以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为主轴的“调停”方案，前提代价十分昂贵——其需要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出现持续致命性的失败；核武器的使用受到强有力的遏制和对等的核威慑；配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升级，从而衍生出俄罗斯国内出现持续动乱；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反普京力量得以集结，导致普京权威扫地、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届时，包括泽连斯基、美国总统、欧盟国家领导人、北约领导人的各方展示出调停的意愿，要在对他们而言较为恰当的时机推动并坐实俄罗斯领导人的和解意愿。但我们无法确保普京会在这个时刻选择和平，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持续升级冲突。我们不能将国际和平寄托在一个不确定的前设推演之中。
力量此消彼长，战争终将出现和平的机会窗口，中国应如何进行调停？
其一，中方有必要向俄罗斯及乌克兰双方强调，化解分歧的前提在于双方均认可在外来中立的第三方监督下实现停火，以外交和平手段实现乌克兰国土完整，同时找到台阶使俄罗斯较为体面地撤离乌克兰。双方必须在一年期内签署和平协议，而不能盲目地将战火升级，牵连更多的无辜百姓。在达成基本共识后，中方应与印度、土耳其等相对对俄温和的国家一起实施联合调停。固然欧盟、北约、美、英、法的立场相当重要，也有必要在多轮的谈判及调停中获得发声，但中方的调停必定需要按照多边、多极、务实行事的原则进行。正如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所提的观点，即必须顾及各方（包括战败一方）的主观意志与感受，防止将来出现帝国复辟主义以及因国民感受到国家被羞辱而要求重新武装扩军备战，打破战后的国际秩序。
第二，有必要推动真正的转型公义。这轮和谈需要确定俄罗斯对战争的责任和赔偿数额，并设立执行战争赔偿和审判机构，重新划定边界，设立边界维和部队，实现边界的“非武装化”。同时，中方应牵头，设立多国组成的联合机构，监督战争追责、战犯审判并对和平进程实施评估——但不要将责任无限上纲，中方可力求在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施加不合理的条款之前，框定俄罗斯的一些基本责任。中方有必要采取主动，争取应有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以确保后俄乌战争的世界格局能朝着多极多元方向发展。在此层面上，中方大可牵头推动设立部分新国际机构，专门处理战争遗留事务并确保国际和平。目前，任何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均有可能因俄罗斯这一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五常的议事机制，在俄罗斯被标签为“侵略国”的背景下，难以实施正常的调停和塑造和平。联合国的维和功能在面对“胡作非为”的常任理事国时，就会陷入尴尬境地。中方作为涉事相对中立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倡议成立新的机构，专门处理冲突事务。这是可能获取特定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中方应当接受并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支持乌克兰获得欧盟的重建援助（当然重建市场也应该争取向中国开放）和北约的军事保护以及永久安全承诺，俄罗斯划出部分地区成为军事缓冲区。这也是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曾提出的一个观点。目前看，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角度看，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获得欧洲国家庇护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如果俄罗斯的武力没有被解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就会演变为欧洲与俄罗斯的系统长期对峙。由于俄罗斯对地缘政治的笃信，制裁俄罗斯必须从地缘政治着手，而划定缓冲区可以较好地使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形成一定的和平保证。这也是促进乌克兰摆脱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磨心”命运的唯一务实方法。未来看，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俄乌战争结束，在保全俄罗斯根本利益的同时，维护乌克兰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推动冲突尽快结束，积极预备新的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设计。■
目前，冲突各方均出现“输”的局面。乌克兰面临经济、能源、人员、财富上的巨大损失；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削弱；美国远在大西洋彼岸，远离欧陆战场，不受战火波及，但经济也承受通胀的侵袭。总体而言，战争对全球化构成巨大且消极的冲击。冲突持续下去，俄罗斯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战略目标，而首当其冲的乌克兰，更难以获得足够的援助以实现复国和重建。俄乌冲突已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
对普京而言，这场战争乃是一次关乎其政治威信与俄罗斯国运的斗争，只能胜不能败。故此，即便在多方（包括中方）的外交沟通下，俄罗斯仍未彻底排除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无论是乌克兰军队在获得外部支持下施加强有力的反击，还是普京本人在国内遭受强硬派指责，亦或普京自身意愿所驱使。假若普京确实选择按下“核按钮”，届时将对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难保欧盟诸国不会在北约的支持下直接参与战事或施加“预防性打击”，令战事进一步升级。对经济正处于下行状态的中国来讲，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对产业链及全球经济所构成的挑战，绝对需要尽一切手段避免升级，不能低估其破坏性。
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存在所谓“和谈调停”论点，其假设是能通过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向俄罗斯与乌克兰施压，让两国重回谈判桌。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关键事实：在过去数年里，面对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的挑战，联合国的权威逐渐走向弱化甚至“边缘化”。其中，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单方面入侵行为，更开启了后冷战时期大国以“武力”解决“秩序性”问题的先例。俄罗斯这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步入了大国通过走向衰弱的模式。全球权力结构正面临调整的变数。调停确实符合各方利益，但调停的希望不能落在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动员能力处于衰退期的联合国上。
况且，如今拟议实施的以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为主轴的“调停”方案，前提代价十分昂贵——其需要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出现持续致命性的失败；核武器的使用受到强有力的遏制和对等的核威慑；配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升级，从而衍生出俄罗斯国内出现持续动乱；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反普京力量得以集结，导致普京权威扫地、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届时，包括泽连斯基、美国总统、欧盟国家领导人、北约领导人的各方展示出调停的意愿，要在对他们而言较为恰当的时机推动并坐实俄罗斯领导人的和解意愿。但我们无法确保普京会在这个时刻选择和平，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持续升级冲突。我们不能将国际和平寄托在一个不确定的前设推演之中。
力量此消彼长，战争终将出现和平的机会窗口，中国应如何进行调停？
其一，中方有必要向俄罗斯及乌克兰双方强调，化解分歧的前提在于双方均认可在外来中立的第三方监督下实现停火，以外交和平手段实现乌克兰国土完整，同时找到台阶使俄罗斯较为体面地撤离乌克兰。双方必须在一年期内签署和平协议，而不能盲目地将战火升级，牵连更多的无辜百姓。在达成基本共识后，中方应与印度、土耳其等相对对俄温和的国家一起实施联合调停。固然欧盟、北约、美、英、法的立场相当重要，也有必要在多轮的谈判及调停中获得发声，但中方的调停必定需要按照多边、多极、务实行事的原则进行。正如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所提的观点，即必须顾及各方（包括战败一方）的主观意志与感受，防止将来出现帝国复辟主义以及因国民感受到国家被羞辱而要求重新武装扩军备战，打破战后的国际秩序。
第二，有必要推动真正的转型公义。这轮和谈需要确定俄罗斯对战争的责任和赔偿数额，并设立执行战争赔偿和审判机构，重新划定边界，设立边界维和部队，实现边界的“非武装化”。同时，中方应牵头，设立多国组成的联合机构，监督战争追责、战犯审判并对和平进程实施评估——但不要将责任无限上纲，中方可力求在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施加不合理的条款之前，框定俄罗斯的一些基本责任。中方有必要采取主动，争取应有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以确保后俄乌战争的世界格局能朝着多极多元方向发展。在此层面上，中方大可牵头推动设立部分新国际机构，专门处理战争遗留事务并确保国际和平。目前，任何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均有可能因俄罗斯这一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五常的议事机制，在俄罗斯被标签为“侵略国”的背景下，难以实施正常的调停和塑造和平。联合国的维和功能在面对“胡作非为”的常任理事国时，就会陷入尴尬境地。中方作为涉事相对中立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倡议成立新的机构，专门处理冲突事务。这是可能获取特定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中方应当接受并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支持乌克兰获得欧盟的重建援助（当然重建市场也应该争取向中国开放）和北约的军事保护以及永久安全承诺，俄罗斯划出部分地区成为军事缓冲区。这也是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曾提出的一个观点。目前看，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角度看，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获得欧洲国家庇护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如果俄罗斯的武力没有被解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就会演变为欧洲与俄罗斯的系统长期对峙。由于俄罗斯对地缘政治的笃信，制裁俄罗斯必须从地缘政治着手，而划定缓冲区可以较好地使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形成一定的和平保证。这也是促进乌克兰摆脱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磨心”命运的唯一务实方法。未来看，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俄乌战争结束，在保全俄罗斯根本利益的同时，维护乌克兰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推动冲突尽快结束，积极预备新的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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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若出现临界点，中国如何推动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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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冲突各方均出现“输”的局面。乌克兰面临经济、能源、人员、财富上的巨大损失；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削弱；美国远在大西洋彼岸，远离欧陆战场，不受战火波及，但经济也承受通胀的侵袭。总体而言，战争对全球化构成巨大且消极的冲击。冲突持续下去，俄罗斯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战略目标，而首当其冲的乌克兰，更难以获得足够的援助以实现复国和重建。俄乌冲突已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
对普京而言，这场战争乃是一次关乎其政治威信与俄罗斯国运的斗争，只能胜不能败。故此，即便在多方（包括中方）的外交沟通下，俄罗斯仍未彻底排除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无论是乌克兰军队在获得外部支持下施加强有力的反击，还是普京本人在国内遭受强硬派指责，亦或普京自身意愿所驱使。假若普京确实选择按下“核按钮”，届时将对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难保欧盟诸国不会在北约的支持下直接参与战事或施加“预防性打击”，令战事进一步升级。对经济正处于下行状态的中国来讲，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对产业链及全球经济所构成的挑战，绝对需要尽一切手段避免升级，不能低估其破坏性。
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存在所谓“和谈调停”论点，其假设是能通过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向俄罗斯与乌克兰施压，让两国重回谈判桌。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关键事实：在过去数年里，面对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的挑战，联合国的权威逐渐走向弱化甚至“边缘化”。其中，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单方面入侵行为，更开启了后冷战时期大国以“武力”解决“秩序性”问题的先例。俄罗斯这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步入了大国通过走向衰弱的模式。全球权力结构正面临调整的变数。调停确实符合各方利益，但调停的希望不能落在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动员能力处于衰退期的联合国上。
况且，如今拟议实施的以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为主轴的“调停”方案，前提代价十分昂贵——其需要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出现持续致命性的失败；核武器的使用受到强有力的遏制和对等的核威慑；配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升级，从而衍生出俄罗斯国内出现持续动乱；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反普京力量得以集结，导致普京权威扫地、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届时，包括泽连斯基、美国总统、欧盟国家领导人、北约领导人的各方展示出调停的意愿，要在对他们而言较为恰当的时机推动并坐实俄罗斯领导人的和解意愿。但我们无法确保普京会在这个时刻选择和平，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持续升级冲突。我们不能将国际和平寄托在一个不确定的前设推演之中。
力量此消彼长，战争终将出现和平的机会窗口，中国应如何进行调停？
其一，中方有必要向俄罗斯及乌克兰双方强调，化解分歧的前提在于双方均认可在外来中立的第三方监督下实现停火，以外交和平手段实现乌克兰国土完整，同时找到台阶使俄罗斯较为体面地撤离乌克兰。双方必须在一年期内签署和平协议，而不能盲目地将战火升级，牵连更多的无辜百姓。在达成基本共识后，中方应与印度、土耳其等相对对俄温和的国家一起实施联合调停。固然欧盟、北约、美、英、法的立场相当重要，也有必要在多轮的谈判及调停中获得发声，但中方的调停必定需要按照多边、多极、务实行事的原则进行。正如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所提的观点，即必须顾及各方（包括战败一方）的主观意志与感受，防止将来出现帝国复辟主义以及因国民感受到国家被羞辱而要求重新武装扩军备战，打破战后的国际秩序。
第二，有必要推动真正的转型公义。这轮和谈需要确定俄罗斯对战争的责任和赔偿数额，并设立执行战争赔偿和审判机构，重新划定边界，设立边界维和部队，实现边界的“非武装化”。同时，中方应牵头，设立多国组成的联合机构，监督战争追责、战犯审判并对和平进程实施评估——但不要将责任无限上纲，中方可力求在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施加不合理的条款之前，框定俄罗斯的一些基本责任。中方有必要采取主动，争取应有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以确保后俄乌战争的世界格局能朝着多极多元方向发展。在此层面上，中方大可牵头推动设立部分新国际机构，专门处理战争遗留事务并确保国际和平。目前，任何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均有可能因俄罗斯这一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五常的议事机制，在俄罗斯被标签为“侵略国”的背景下，难以实施正常的调停和塑造和平。联合国的维和功能在面对“胡作非为”的常任理事国时，就会陷入尴尬境地。中方作为涉事相对中立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倡议成立新的机构，专门处理冲突事务。这是可能获取特定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中方应当接受并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支持乌克兰获得欧盟的重建援助（当然重建市场也应该争取向中国开放）和北约的军事保护以及永久安全承诺，俄罗斯划出部分地区成为军事缓冲区。这也是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曾提出的一个观点。目前看，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角度看，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获得欧洲国家庇护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如果俄罗斯的武力没有被解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就会演变为欧洲与俄罗斯的系统长期对峙。由于俄罗斯对地缘政治的笃信，制裁俄罗斯必须从地缘政治着手，而划定缓冲区可以较好地使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形成一定的和平保证。这也是促进乌克兰摆脱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磨心”命运的唯一务实方法。未来看，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俄乌战争结束，在保全俄罗斯根本利益的同时，维护乌克兰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推动冲突尽快结束，积极预备新的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设计。■
目前，冲突各方均出现“输”的局面。乌克兰面临经济、能源、人员、财富上的巨大损失；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削弱；美国远在大西洋彼岸，远离欧陆战场，不受战火波及，但经济也承受通胀的侵袭。总体而言，战争对全球化构成巨大且消极的冲击。冲突持续下去，俄罗斯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战略目标，而首当其冲的乌克兰，更难以获得足够的援助以实现复国和重建。俄乌冲突已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
对普京而言，这场战争乃是一次关乎其政治威信与俄罗斯国运的斗争，只能胜不能败。故此，即便在多方（包括中方）的外交沟通下，俄罗斯仍未彻底排除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无论是乌克兰军队在获得外部支持下施加强有力的反击，还是普京本人在国内遭受强硬派指责，亦或普京自身意愿所驱使。假若普京确实选择按下“核按钮”，届时将对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难保欧盟诸国不会在北约的支持下直接参与战事或施加“预防性打击”，令战事进一步升级。对经济正处于下行状态的中国来讲，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对产业链及全球经济所构成的挑战，绝对需要尽一切手段避免升级，不能低估其破坏性。
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存在所谓“和谈调停”论点，其假设是能通过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向俄罗斯与乌克兰施压，让两国重回谈判桌。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关键事实：在过去数年里，面对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的挑战，联合国的权威逐渐走向弱化甚至“边缘化”。其中，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单方面入侵行为，更开启了后冷战时期大国以“武力”解决“秩序性”问题的先例。俄罗斯这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步入了大国通过走向衰弱的模式。全球权力结构正面临调整的变数。调停确实符合各方利益，但调停的希望不能落在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动员能力处于衰退期的联合国上。
况且，如今拟议实施的以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为主轴的“调停”方案，前提代价十分昂贵——其需要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出现持续致命性的失败；核武器的使用受到强有力的遏制和对等的核威慑；配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升级，从而衍生出俄罗斯国内出现持续动乱；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反普京力量得以集结，导致普京权威扫地、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届时，包括泽连斯基、美国总统、欧盟国家领导人、北约领导人的各方展示出调停的意愿，要在对他们而言较为恰当的时机推动并坐实俄罗斯领导人的和解意愿。但我们无法确保普京会在这个时刻选择和平，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持续升级冲突。我们不能将国际和平寄托在一个不确定的前设推演之中。
力量此消彼长，战争终将出现和平的机会窗口，中国应如何进行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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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必要推动真正的转型公义。这轮和谈需要确定俄罗斯对战争的责任和赔偿数额，并设立执行战争赔偿和审判机构，重新划定边界，设立边界维和部队，实现边界的“非武装化”。同时，中方应牵头，设立多国组成的联合机构，监督战争追责、战犯审判并对和平进程实施评估——但不要将责任无限上纲，中方可力求在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施加不合理的条款之前，框定俄罗斯的一些基本责任。中方有必要采取主动，争取应有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以确保后俄乌战争的世界格局能朝着多极多元方向发展。在此层面上，中方大可牵头推动设立部分新国际机构，专门处理战争遗留事务并确保国际和平。目前，任何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均有可能因俄罗斯这一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五常的议事机制，在俄罗斯被标签为“侵略国”的背景下，难以实施正常的调停和塑造和平。联合国的维和功能在面对“胡作非为”的常任理事国时，就会陷入尴尬境地。中方作为涉事相对中立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倡议成立新的机构，专门处理冲突事务。这是可能获取特定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中方应当接受并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支持乌克兰获得欧盟的重建援助（当然重建市场也应该争取向中国开放）和北约的军事保护以及永久安全承诺，俄罗斯划出部分地区成为军事缓冲区。这也是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曾提出的一个观点。目前看，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角度看，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获得欧洲国家庇护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如果俄罗斯的武力没有被解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就会演变为欧洲与俄罗斯的系统长期对峙。由于俄罗斯对地缘政治的笃信，制裁俄罗斯必须从地缘政治着手，而划定缓冲区可以较好地使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形成一定的和平保证。这也是促进乌克兰摆脱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磨心”命运的唯一务实方法。未来看，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俄乌战争结束，在保全俄罗斯根本利益的同时，维护乌克兰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推动冲突尽快结束，积极预备新的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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