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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1 07:31
时政

从“锂佩克”到“电池金属卡特尔”,全球兴起一波资源民族主义

王英良:发展中国家已经日益意识到自身的自然资源可能带来的战略性优势。面对资源国家组团抱团,各需求端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如何应对?
锂矿供应链难以“去中国化”?技术突破或成关键
王英良

■10月末,阿根廷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合计拥有全球过半锂资源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正在草拟一份文件,以推动建立一个“锂佩克”,即锂矿行业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从而在锂价值波动的情况下达成“价格协议”。三国外长还希望为可持续工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共同前景制定指导方针。报道称,如果三国达成共识,未来甚至不排除吸引澳大利亚加入。同样,东南亚的矿产大国印尼,近日有个计划,称正在研究组建“电池原料版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应对因再生能源趋势而高涨的镍、钴矿需求。这样看,发展中国家已经日益意识到自身的自然资源可能带来的战略性优势。

相比于全球普遍存在的镍,由于汽车石油动力转向固体电池动力,目前最可靠的电池内容物金属就是锂,所以“锂佩克”成立的可能性大。在动力电池中,镍对电池的能量密度起重要作用。在111三元电池中,所采用的镍锰钴(NMC)电池的成分比例为33%镍、33%钴和33%锰;在622电池中,采用是的60%镍、20%锰和20%钴;在811电池中,采用是的80%镍、10%锰和10%钴。此外,还有镍含量更高的9/0.5/0.5三元电池。镍可以增加材料的体积能量密度。镍是电池的导电金属,但除了镍基电池之外还有铁基电池,市场对镍矿的依赖没有锂矿强烈,比如,特斯拉将部分三元锂电池换成铁锂电池,原因正如马斯克所言,“镍是我们在锂电池生产中最操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标准里程版的电动汽车换成铁锂电池,富含铁的锂电池!”。镍金属价格高昂,在与铁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

如果印尼政府着力构建对镍的领导权,那么“电池金属卡特尔”也有成立的可能性。而在全球化从普惠向各国控制产业链的过渡进程中,这两种卡特尔式的垄断均有可能成立。原因一是需求端旺盛。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业国家,尤其是汽车生产国,对电池产业链越发重视,均希望构建可控的原料供应,客观上产生了对原料的依赖。这会激发传统的原料出口国理性地评估形势和本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争取并扩大政府对资源出口和外资收购的干预能力,而“锂欧佩克”、“电池金属卡特尔”都存在资源民族主义的特征,实际上就是要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控制资源的定价权,分配权益。二是地区主义将会盛行。全球化走弱的另一面是区域化会进一步突出。过往的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普惠和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日趋走向边缘化,在全球汽车动力从油气向锂电转换的背景下,资源富集型国家抓住这一波产业化浪潮,推动区域内同类资源的协调和整合,以集群式姿态实现谈判和价格优势,是区域化和全球财富转移的一种新动向。三是资源联盟有助于话语权的获取。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石油欧佩克的优势尽显,在大国博弈中依然存在主动权,这进一步刺激锂电池原料供应国力图塑造类似的国家竞争优势。“锂佩克三角”国家和印尼等国纷纷收紧资源出口,提高价格,加强国内立法等规范建设,力求系统地将本国的资源塑造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优势,打好资源牌,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契合这些国家利益的理性设计。四是资源外交兴起。产业联盟符合这些国家的出口利益,有利于其竞争优势的塑造,同时可以有效地借助资源杠杆扩大本国的经济外交优势,实现新的利益,这是资源富集国家制造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锂佩克”和“电池金属卡特尔”一旦成立,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价格和利益操控。在国内看,主要是四个方式。一是加强立法,突出政府在资源开采和交易中的分量,使资源的开发匹配国家的经济战略和经济外交,即实施资源民族主义。二是进行国内动员,激发民众的环保意识,扩大NGO组织的影响力,由此增强跨国公司运营的社会压力,增加企业的投入成本,或者人为控制矿业的产出或实施一定的配额,而这必然使原料价格水涨船高。三是增强开采环境的环保或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要求在商业开采的同时给东道国带来系统性的环保收益和对周边民众的福利保障,这会极大地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四是增加开采税和出口税、环保契税等,税收手段通常是最有效的。从国际看,建立类似石油和天然气的期货交易体系,实施竞价策略,与金融杠杆等结合,增强己方的定价权,均为可能的趋势。

但阻碍可能来自四个层面。一是国内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比如是否由民族主义政党执政,主要政党对资源开发的立场,以及国内的议会斗争、非政府组织势力的介入等,均可能影响相应的政策。目前左翼政府奉行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政策,基本摒弃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着力加强国家自主性建设,这也是资源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二是大国或巨型跨国公司的干预。由于这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一定的国际博弈和权力竞争结构中,大国或巨型跨国公司拥有特定的渠道或干预能力,可能弱化相应的进程和政策强度。三是电池内容物元素的演变。比如,如果实现了液氢储能电池技术的突破,那锂电池的重要性会迅速下降,而这些组织的分量随之会弱化,并可能走向边缘化。四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实际的影响力,以及维持垄断而不在短期内被外部势力分化的内聚力。对一个利益联盟而言,要维持议定的政策协调是很难的,这就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推动,因为松散的联盟会面临背叛和分化的可能性。

全球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可避免,因为在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越发走低,唯一的优势杠杆可能就是控制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供需博弈始终是复杂尖锐的。对各需求端国家以及跨国公司而言,面对资源国家组团抱团,一是要开拓新的锂矿资源供应端,降低单一依赖,分散风险。二是整合国内资源,集中采购,增强议价能力和主动权。三是推动电池技术研发升级,开发少锂而强能的新电池技术,或者积极实现电池内容物(比如氢能或太阳能电池)的更新换代。四是加强政府间的经济外交,寻求影响资源供应和价格的渠道。当然,无论如何,新的资源垄断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成本都是全球消费者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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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锂佩克”到“电池金属卡特尔”,全球兴起一波资源民族主义

王英良:发展中国家已经日益意识到自身的自然资源可能带来的战略性优势。面对资源国家组团抱团,各需求端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如何应对?
王英良

■10月末,阿根廷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合计拥有全球过半锂资源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正在草拟一份文件,以推动建立一个“锂佩克”,即锂矿行业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从而在锂价值波动的情况下达成“价格协议”。三国外长还希望为可持续工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共同前景制定指导方针。报道称,如果三国达成共识,未来甚至不排除吸引澳大利亚加入。同样,东南亚的矿产大国印尼,近日有个计划,称正在研究组建“电池原料版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应对因再生能源趋势而高涨的镍、钴矿需求。这样看,发展中国家已经日益意识到自身的自然资源可能带来的战略性优势。

相比于全球普遍存在的镍,由于汽车石油动力转向固体电池动力,目前最可靠的电池内容物金属就是锂,所以“锂佩克”成立的可能性大。在动力电池中,镍对电池的能量密度起重要作用。在111三元电池中,所采用的镍锰钴(NMC)电池的成分比例为33%镍、33%钴和33%锰;在622电池中,采用是的60%镍、20%锰和20%钴;在811电池中,采用是的80%镍、10%锰和10%钴。此外,还有镍含量更高的9/0.5/0.5三元电池。镍可以增加材料的体积能量密度。镍是电池的导电金属,但除了镍基电池之外还有铁基电池,市场对镍矿的依赖没有锂矿强烈,比如,特斯拉将部分三元锂电池换成铁锂电池,原因正如马斯克所言,“镍是我们在锂电池生产中最操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标准里程版的电动汽车换成铁锂电池,富含铁的锂电池!”。镍金属价格高昂,在与铁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

如果印尼政府着力构建对镍的领导权,那么“电池金属卡特尔”也有成立的可能性。而在全球化从普惠向各国控制产业链的过渡进程中,这两种卡特尔式的垄断均有可能成立。原因一是需求端旺盛。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业国家,尤其是汽车生产国,对电池产业链越发重视,均希望构建可控的原料供应,客观上产生了对原料的依赖。这会激发传统的原料出口国理性地评估形势和本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争取并扩大政府对资源出口和外资收购的干预能力,而“锂欧佩克”、“电池金属卡特尔”都存在资源民族主义的特征,实际上就是要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控制资源的定价权,分配权益。二是地区主义将会盛行。全球化走弱的另一面是区域化会进一步突出。过往的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普惠和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日趋走向边缘化,在全球汽车动力从油气向锂电转换的背景下,资源富集型国家抓住这一波产业化浪潮,推动区域内同类资源的协调和整合,以集群式姿态实现谈判和价格优势,是区域化和全球财富转移的一种新动向。三是资源联盟有助于话语权的获取。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石油欧佩克的优势尽显,在大国博弈中依然存在主动权,这进一步刺激锂电池原料供应国力图塑造类似的国家竞争优势。“锂佩克三角”国家和印尼等国纷纷收紧资源出口,提高价格,加强国内立法等规范建设,力求系统地将本国的资源塑造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优势,打好资源牌,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契合这些国家利益的理性设计。四是资源外交兴起。产业联盟符合这些国家的出口利益,有利于其竞争优势的塑造,同时可以有效地借助资源杠杆扩大本国的经济外交优势,实现新的利益,这是资源富集国家制造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锂佩克”和“电池金属卡特尔”一旦成立,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价格和利益操控。在国内看,主要是四个方式。一是加强立法,突出政府在资源开采和交易中的分量,使资源的开发匹配国家的经济战略和经济外交,即实施资源民族主义。二是进行国内动员,激发民众的环保意识,扩大NGO组织的影响力,由此增强跨国公司运营的社会压力,增加企业的投入成本,或者人为控制矿业的产出或实施一定的配额,而这必然使原料价格水涨船高。三是增强开采环境的环保或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要求在商业开采的同时给东道国带来系统性的环保收益和对周边民众的福利保障,这会极大地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四是增加开采税和出口税、环保契税等,税收手段通常是最有效的。从国际看,建立类似石油和天然气的期货交易体系,实施竞价策略,与金融杠杆等结合,增强己方的定价权,均为可能的趋势。

但阻碍可能来自四个层面。一是国内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比如是否由民族主义政党执政,主要政党对资源开发的立场,以及国内的议会斗争、非政府组织势力的介入等,均可能影响相应的政策。目前左翼政府奉行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政策,基本摒弃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着力加强国家自主性建设,这也是资源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二是大国或巨型跨国公司的干预。由于这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一定的国际博弈和权力竞争结构中,大国或巨型跨国公司拥有特定的渠道或干预能力,可能弱化相应的进程和政策强度。三是电池内容物元素的演变。比如,如果实现了液氢储能电池技术的突破,那锂电池的重要性会迅速下降,而这些组织的分量随之会弱化,并可能走向边缘化。四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实际的影响力,以及维持垄断而不在短期内被外部势力分化的内聚力。对一个利益联盟而言,要维持议定的政策协调是很难的,这就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推动,因为松散的联盟会面临背叛和分化的可能性。

全球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可避免,因为在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越发走低,唯一的优势杠杆可能就是控制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供需博弈始终是复杂尖锐的。对各需求端国家以及跨国公司而言,面对资源国家组团抱团,一是要开拓新的锂矿资源供应端,降低单一依赖,分散风险。二是整合国内资源,集中采购,增强议价能力和主动权。三是推动电池技术研发升级,开发少锂而强能的新电池技术,或者积极实现电池内容物(比如氢能或太阳能电池)的更新换代。四是加强政府间的经济外交,寻求影响资源供应和价格的渠道。当然,无论如何,新的资源垄断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成本都是全球消费者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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