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德建交50年和朔尔茨来访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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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兆麟：中德领导人会晤将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同行经济代表团里的德国企业会提出什么样的合作诉求？

司马兆麟

■今天（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将访华，据称将有12位企业代表随行。作为疫情以来德国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二十大之后第一位来访的西方领导人），他的此次行程颇受外界关注。

我们先对朔尔茨本次访华的重点进行一个简单预测：

1.谈什么？

能源问题

能源危机是目前困扰德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朔尔茨急需从能源困局中找到解脱的方案，而中国不失为一个潜在的突破口。其实，德国能源告急之后，中国就一直在向德国提供天然气。但长期来看，中德（欧）如能联手叫停这场冲突，那将从本质上解决这场危机。

中德关系

德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反华的声音。朔尔茨需要尽快确定如何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务实合作来加强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从而消除/削弱德国国内的杂音？比如：中德两国间的政府磋商明年何时举行，哪些部门会参与？

脱钩

中德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脱钩？政治上，德国政府会在人权和公平贸易等问题上保持自己的立场。经济上，中德之间如何避免两国企业的利益受损？比如：明年年初发布的“中国战略”是德国国家对华的“脱钩”战略，还是只是德国外交部帮助德国政府更好地在新时代（后疫情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德中关系而制定的一系列建议书？

2.有什么看点？

中德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将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同行经济代表团里企业的合作诉求会是扩大合作、市场开拓还是政策突破或市场准入？

其实朔尔茨来华访问的消息早前（大概一个月前）就有传言，但此前迟迟不见两国官方的确认，想必此次访华确是顶着种种压力。之所以最终能成行，一来估计确有所求，即使德国国内乃至欧洲境内的舆论并不支持；二来如果说好了来但又不来，对外界释放的信号可能更为不利。最终，朔尔茨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我们不禁要反问，中德关系怎么就步入了今天这个局面？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从时间上来梳理，可能还得追溯到默克尔宣布其不再连任的那刻。不可否认，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中，中德之间建立了高度的互信；但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开打，祥和的面纱终被撕破：美中、欧中、美欧中的关系被政客捆绑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其成为了德国政府换届时各党派争夺选票的话题之一。因此，在默克尔离任之后，如何将这份互信尽可能长地持续下去，是中德两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重点。在经过了一系列权衡之后，默克尔派出Jan Hecker（中文名贺岩）出任德国驻华大使。作为默克尔最器重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贺岩被寄予厚望。毕竟，在默克尔卸任之后，中德之间需要一个有政治远见、有政治经验的人来延续默克尔对华政策，并有能力在中、德、美国、欧盟之间斡旋。然而，贺岩的突然离世使得原先的计划彻底落空。先不说外界的各种猜想，光从时间来讲，默克尔已无力在卸任之前再安排其他合适人选了，大使之职也就只能交由新政府再做定夺。

2021年12月7日，德国新政府组阁完毕，绿党顺利入阁，该党双主席之一的哈贝克出任副总理兼新组建的经济与气候部部长，另一主席贝尔伯克出任外长。作为对华关系至关重要的两大部委，两位部长上任之后，贯彻了绿党的竞选纲领，从意识形态入手，在人权、台湾问题上发难，一时间德中之间不和谐的声音四起。其实默克尔执政期间，政府内部（比如：当时的外交部）也存在过不同的声音，只是当时的政府，大局观更强，而且仅外交部这一个胳膊毕竟是拗不过总理府这条大腿的。但现在时局大不相同，外交部联合经济部，总理府也不得不想想该如何应对，更何况总理府此后还有更棘手的问题——俄乌冲突及其所引发的能源危机。

俄乌冲突的出现是德政府始料未及的，默克尔政府时期建立的与俄罗斯的信任也因此被打破（当然也有分析认为，正是默克尔的离任，导致俄罗斯对欧盟和北约的信任丢失，从而导致了俄乌冲突）。对于俄乌冲突的不同理解，也让德国不少政客反思一件事：如果“三观”不同，那么经济合作是否还要持续？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思想的主导，“脱钩”的呼声愈演愈烈。

德中之间的“脱钩”绝不是中国政府想要看到的，因为德国是欧洲的政治和经济领袖，而欧洲也是中国制衡美国的重要利器。为避免真正意义上的“脱钩”，中方曾多次委派高级别代表私访德国并表达对话的意愿。然而，“反华越凶，选票越高”的选票思维，让一些德国政客不遗余力地急功近利。再加上朔尔茨的“谨慎”，使得两国政府部门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交流停摆、对话停滞。

10月中旬，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德国已经完成了95%的天然气储备，摆脱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同时表示将把德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打下来！为此，他还直接推出了2000亿欧元的能源补贴计划。燃眉之急暂时得以部分解决，或许是时候该回过头来考虑一下和中国的关系了。10月12日，朔尔茨在柏林VDMA行业协会举办的机械制造峰会上表示：“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是错误的。”前两天，朔尔茨力排众议，推动了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的事宜。撇开朔尔茨与汉堡的情谊不说，或许这也是他想向外界表达的信息：中德之间，政治和经济，总得（先）保一头。

那德中经济会不会“脱钩”？德国企业何去何从？

在新政府刚建立之后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对德中关系的定位将延续默克尔执政后期对中国的三重角色定义——“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但坚持“合作第一、竞争第二、对抗第三”的排序。但随着贸易战的加剧、疫情的持续、俄乌冲突的升级，德国国内把中国的定位更多地聚焦在了后两者，即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德中之间的“脱钩”也在因此频频被提及。

在讨论德中经济会不会“脱钩”之前，或许先要搞清楚，“脱钩”的内因和外力各是什么？

先说内因：持续疫情所导致的供应链紧张，以及俄乌冲突所导致的能源危机使得新一届德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对任何一方的过渡依赖会像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鸡蛋一样没有安全感。为了保证（在最坏的情况下）原材料的安全性、供应链的稳定性和产业结构的多样性，许多国家政府不得不出于分散风险、强化关键战略产业供应安全等的考虑，加快产业回流的战略部署。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也对德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产业链布局和原材料出口加强管控（但需要强调的是，并非德国一家是如此操作，只是各国所用的手段不同而已；中国政府这两年倡导的“自主可控”、“国产优先”或多或少也是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

再说外力：自从中美打响贸易战的那一刻起，原本共通的世界被按不同经济体量划分成了多个板块。原本为了降低成本而力求统一的市场规则会被拿来当作“御敌”的手段而重新界定。中国、美国、欧洲如同制衡的三角，当其中的一方或两方有了自己的市场规则之后，第三方也会迫于外力制定自己的战略。比如：美国对华的芯片法案，就对德国汽车行业在华的销售造成了不少影响。

从近期国内（和部分海外）媒体的报道来看，部分德国企业界代表对“脱钩”表达了反对。对企业而言，“脱钩”会迫使企业选择站边，除了企业品牌会受到影像之外，还要为满足不同市场的规则和标准而拿出额外人力和研发成本来适应和满足当地的市场，而这也正是企业最担忧的地方。

如果“脱钩”是德国政府部政客的心之所向，那么德国企业究竟会不会买账？对此，我觉得可以从一项两个角度来做判断。

【走不走？】

中国德国商会2022年1月18日发布的《2021/22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市场依旧是德企在全球重要的市场之一，71%的受访企业将继续增加投资——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数据，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人预料到之后的诸多黑天鹅事件——对于德国企业而言，中国的市场是不可放弃的。一旦选择离开，可能损失的不仅仅是市场份额，还会有被产业链所抛弃的风险。再加上德国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产业布局更多是“In China, for China - 在中国，为中国”。所以只要中国市场还在，那么为中国市场而建的产线就没有必要撤离。更何况中国还有完整的产业链，以及虽然已经不算低廉但具备高素质技能且勤奋的劳动力市场，而这些也是其他市场短时间内所不具备的。

【来不来？】

今年，一大批德企在华的集中投资仿佛给中德关系打了一剂强心针，德企在华投资的屡创新高使得“脱钩”的传言似乎不攻自破。甚至有媒体认为，欧洲的能源危机让德国把产业链转移到中国。对此，我觉得应该在乐观之余，谨慎地从以下几个角度好好分析一下德国企业的“来”：

1.“谁”来？

根据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9月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德国占中国所有欧洲直接投资（FDI）的43%，前十年这一比例为34%。德国三大汽车巨头大众、宝马、戴姆勒以及化工巨头巴斯夫四家企业，占据了欧洲所有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34%。通读该报告，不难发现几个问题：

A.近80%的德国在华投资集中在几家头部企业。虽然报告明确表示，他们的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数据库只包括超过100万欧元的交易，可能没有捕捉到一些规模较小的服务业投资、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行业或研发活动。但是来自德国中小企业投资的缺失，也从侧面表现出了市场活力的缺失。

B.投资大多集中在已经来华发展多年的企业。在疫情爆发的这两年，各地政府都抱怨招商困难，纯新增项目（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项目）屈指可数，大多是从现有企业拓展、延伸中挖掘出来的存量项目在维持或完成招商指标。

C.投资领域比较集中。除了上述提及的投资项目，近期其他的几个投资项目如科思创、默克、蔡司等，也都集中在化工、医药（含医疗器械）和汽车板块。同样值得关注的，这些投资也大多在帮助德企向绿色可持续化转型。

2.为“谁”而来：

德企的“来”，无疑是为中国的市场而来。此前也提到，德国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产业布局更多是“In China, for China - 在中国，为中国”。但如果新增的投资只是帮助企业更好地维持中国的单一市场，也就是“In China, only for China - 在中国，只为中国”那就需要谨慎去看待了：

A.除了企业自身，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来推断其对华投资占其同期海外（比如：亚太地区）投资的占比。据了解，有一些企业因为地缘政治、防疫措施等原因，把原本计划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投资，分拆成多个项目，分散到亚太多地以降低风险。同时，随着国内企业竞争力的逐步提升，以及政府倡导的“自主可控”，外资企业的市场空间有所挤压（也就是说，钱没以前没那么好赚了），也导致了企业在投资决策中谨慎思维。

B.根据中国德国商会《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显示：三分之一（33%）的受访企业加大其技术和运营在中国的本地化以应对因日趋严峻的脱钩趋势和持续旅行限制所带来的市场压力。可见企业用所谓的“本地化战略”来建立当地的供应链体系和伙伴关系，以避免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

如果企业的投资满足上述两点，或许说明企业的投资更多考虑的是单一市场的独立性，那他们现在的“来”，不正是为将来可能的“脱钩”提前布局做准备吗？

综上所述，真正的“硬脱钩”应该不会发生，德企在华投资也不会说撤就撤。同样，德企还会继续在华投资，只是投资的企业和领域会相对更加集中。德企投资的目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完善本土供应链体系，以应对疫情、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政治和经济作为奠定两国合作向前的基石，需要中德双方共同维系和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