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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7 06:34
时政

刘元春: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回归市场和政府的二轨模式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建议政府设立房地产基金、住房性政策银行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房地产楼市积极信号持续释放,地产股迎来新一轮涨势
樊旭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日前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发展亟需从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三高”香港模式转化为“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模式,也就是回归市场和政府的二轨模式。

他建议政府设立房地产基金、住房性政策银行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虽然也许会花费上万亿的资金,但是从短期的稳定和中期的创新发展角度看,这笔钱是值得的。”刘元春周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说。

“如果依然按照周期性调控房地产,重返过去的泡沫,我认为这是比目前的状况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还要严峻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房地产重返泡沫,中国创新一定不能实现,是饮鸩止渴。”他强调。

除了房地产问题,刘元春在会上还指出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多个问题,包括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过大、大学生就业,等等。他表示,当前,无论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是就业、居民收入领域都应该抓住二十大顺利召开的政治红利,形成配套的系列改革方案来提振市场信心。

财政方面,刘元春指出,当前需要反思的一大问题是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相背而行。如果非税收入变相回收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这对于重建市场信心来说是不利的。因此,如何使税收和非税收入同向而行是未来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点。

财政部数据显示,1-9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1.6%,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3.5%。

此外,他表示,地方财政在包括疫情防控等支出的压力下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亏空,地方财政无法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下一步如何将地方支出任务适度向中央财政转移,也是一项工作的重点。

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指出,如果从M2(广义货币)、信贷增速以及利率来看,当前的货币政策明显是宽松的,但是这些信息没有传达到位。

“我们宽松的政策要告诉所有人,而不应该遮遮掩掩,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定位、取向。”他说,“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系统谋划性要加强,千万不能一日一变,使市场无法适应。”

就业来看,刘元春表示,当前亟需重视大学生就业,“特别是高职、本科的大学生,他们的实际失业率可能比目前公布的数据要高,因为很多高校上报的数据有弹性,要客观评估大学生失业的规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9月份,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连续两个月下降,9月份为17.9%,比7月份高点下降2个百分点,但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他表示,简单要求企业、事业单位超常规地扩大招聘的人数,这种做法并不好。“(这)没有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反而把整个劳动力市场秩序破坏掉。”刘元春说,他建议设立一个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的基金,同时出台以大学生就业为对象的以工代赈项目。

刘元春还表示,要拉动消费,必须使得居民的收入增长略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他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3%,但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增速达到6.2%。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1%,但GDP名义增长12.8%。这说明我们已经陷入了经济增长低-收入更低-消费更低-预期更差-经济增长更低的恶性循环。

“要打破这种循环,很重要的就是实行国民收入超分配效应政策,居民的收入增长要略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没有这个效应,要起到真正的刺激效应和消费端的扩张是不可能的。”刘元春说。

“所以,无论是低收入补贴、价格补贴,还是消费券,都要有所作为,而不是回避。因为如果连续三年居民收入的增速大幅度低于GDP增速,一定会导致经济收缩效应进一步加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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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建议政府设立房地产基金、住房性政策银行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樊旭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日前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发展亟需从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三高”香港模式转化为“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模式,也就是回归市场和政府的二轨模式。

他建议政府设立房地产基金、住房性政策银行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虽然也许会花费上万亿的资金,但是从短期的稳定和中期的创新发展角度看,这笔钱是值得的。”刘元春周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说。

“如果依然按照周期性调控房地产,重返过去的泡沫,我认为这是比目前的状况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还要严峻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房地产重返泡沫,中国创新一定不能实现,是饮鸩止渴。”他强调。

除了房地产问题,刘元春在会上还指出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多个问题,包括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过大、大学生就业,等等。他表示,当前,无论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是就业、居民收入领域都应该抓住二十大顺利召开的政治红利,形成配套的系列改革方案来提振市场信心。

财政方面,刘元春指出,当前需要反思的一大问题是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相背而行。如果非税收入变相回收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这对于重建市场信心来说是不利的。因此,如何使税收和非税收入同向而行是未来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点。

财政部数据显示,1-9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1.6%,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3.5%。

此外,他表示,地方财政在包括疫情防控等支出的压力下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亏空,地方财政无法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下一步如何将地方支出任务适度向中央财政转移,也是一项工作的重点。

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指出,如果从M2(广义货币)、信贷增速以及利率来看,当前的货币政策明显是宽松的,但是这些信息没有传达到位。

“我们宽松的政策要告诉所有人,而不应该遮遮掩掩,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定位、取向。”他说,“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系统谋划性要加强,千万不能一日一变,使市场无法适应。”

就业来看,刘元春表示,当前亟需重视大学生就业,“特别是高职、本科的大学生,他们的实际失业率可能比目前公布的数据要高,因为很多高校上报的数据有弹性,要客观评估大学生失业的规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9月份,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连续两个月下降,9月份为17.9%,比7月份高点下降2个百分点,但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他表示,简单要求企业、事业单位超常规地扩大招聘的人数,这种做法并不好。“(这)没有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反而把整个劳动力市场秩序破坏掉。”刘元春说,他建议设立一个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的基金,同时出台以大学生就业为对象的以工代赈项目。

刘元春还表示,要拉动消费,必须使得居民的收入增长略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他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3%,但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增速达到6.2%。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1%,但GDP名义增长12.8%。这说明我们已经陷入了经济增长低-收入更低-消费更低-预期更差-经济增长更低的恶性循环。

“要打破这种循环,很重要的就是实行国民收入超分配效应政策,居民的收入增长要略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没有这个效应,要起到真正的刺激效应和消费端的扩张是不可能的。”刘元春说。

“所以,无论是低收入补贴、价格补贴,还是消费券,都要有所作为,而不是回避。因为如果连续三年居民收入的增速大幅度低于GDP增速,一定会导致经济收缩效应进一步加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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